我們或許可以用這樣幾個字符勾勒出羅家倫的一生: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人,31歲的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的10年掌權者。羅家倫女兒羅久芳講述父親的故事,讓我們重新回到了那個動盪與希望、啟蒙與救亡並存的年代。
10年中大校長
1932年8月,父親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其實父親當時並不十分情願接下這一棘手的職務。但他的北大老師、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親自到家,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終於說服父親。
抗戰一開始,中央大學先後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後,父親就開始準備遷校。父親認為中日戰爭會持續很久,如果遷校就到重慶最好。因為從南京到重慶有水路可以直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
在南京淪陷一天前,父親最後一次巡視了學校本部和農學院所在的丁家橋,看到那兒畜牧場中有許多良種的雞、鴨、豬、牛、羊等,當時已沒船、沒車,沒辦法帶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員工宣佈:「放棄禽畜,員工轉移。」
這些禽畜都是學校花錢從外國進口的良種,場長不捨得放棄,連夜發動員工用船把它們運到長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數省,輾轉千里,歷時兩年。當他們帶著這些一隻不少的禽畜奇蹟般地出現在重慶沙坪壩時,一個個衣衫襤褸,父親見到忍不住落淚,竟孩子一樣與那些“遠道歸來”的牲畜相擁親吻。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學就在重慶開學復課,抗戰8年中,教學從未間斷,損失最小、秩序最穩定,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確實絕無僅有。在抗戰初期的1938年開始實行全國“聯考”的幾年中,當時全部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願來填報。中央大學在當時也是全國高校中院系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
在那個充滿政治紛爭的年代,“中大校長”一職絕不是一個美差。父親處於各種政治力量爭鬥與牽制中,承擔了很多壓力。1941年夏天,筋疲力盡的父親辭去中央大學校長的職務。
1969年12月25日,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父親放棄了他最后的掙扎,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安葬在臺北近郊山旁的陽明山第一公墓,四周叢林環繞,放眼遠望觀音山和淡水河,雲邊深處,便是隔海的故鄉大陸。
文章節錄自《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第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