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以獨尊儒術為學術方針之後，先秦諸子之學可說即漸趨衰微，此衰微之勢要直到晚清乃有復興之跡。晚明以降，基於對理學反動，老莊之學成為士大夫批判儒學的利器；乾嘉年間，考據之學大盛，士人考證對象更由經學擴及於子書。於子學復興的過程中，伴隨著社會問題與西學傳入雙種因素，子學也由傳統考據轉向為具近代性意義的研究方法，亦即透過西學觀念以闡發子學。
　　察考傳統文獻中「學術」概念的指涉對象，主要為經學儒術，但也廣義地含括漢學宋學、道學理學等範疇。換言之，「學術」的傳統用法本即橫跨經學史、思想史甚至哲學史課題。儘管如此，依傳統學術觀，子學乃經學附庸，所謂學術仍有一定的指導標準，內容並非無所取捨、態度也非平等對待。然而清末學術觀念漸趨改變，經、子各學科地位頗有平等之趨勢。依此學術觀所撰述而成之學術史作，遂漸跳脫昔日經學框架，態度上經子平等，內容上天文曆算、音韻訓詁以至思想皆含括其中。經子平等後，子學乃能於近代學術史論述中建立其學術地位。
　　然而，近代學者對「學術」指涉頗不一致，或於天文曆算、音韻訓詁、方志地理乃至思想等無所不包，或於思想較為偏重者。準此，學術史亦有兩種表現，一是以歷史文獻考據與思想內容並重，並期以歷史考據進一步達到思想的解析；另一則以思想研究為重。如以學術的實質內容為思想者，則學術史與思想史相重疊的現象便有合理的解釋。然而，思想研究必有觀察角度，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取捨不同，思想遂有高下之分。特別在哲學角度下，子學成為中國哲學的源頭，子學基源問題亦由救時之弊轉變為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如是，子學原於「經子平等」的立場而於近代取得其學術地位，又於哲學角度下一轉成為學術起點、哲學源頭，乃至於胡適所謂「婢作夫人」的局面，這對於漢代以來經學為學術源頭或諸子出於王官之學的說法，無疑都是一種挑戰。比對學術史與哲學史中的子學論述，並以基源問題的轉變、哲學問題的設定為主要考察對象，或可說明子學轉型為哲學的漸進過程，及其所面臨的學科異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