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器官移植專題

香港商業道德的探索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教授 葉保強


〔作者按:本文乃筆者英文論文「Twenty Years of Business Ethics in Hong Kong」一文中文濃縮的刪節本,作者識,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從貪污到商業倫理


  香港在七十年代就開始關注商業道德問題了。而廉政公署在一九七四年的成立可以說是這個關注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表現。


  雖然當時反貪污的矛盾主要是指向政府部門,包括警隊,但其他參與者中,商界占了極大多數。商人通過賄賂貪官污吏,獲取不應有的方便,違反公平,損害公眾利紐吏,獲取不應有的方便,違反公平,損害公眾利益。


  貪污是一個社會病態,反貪污是要糾正這個病態,但主要是將之視為一個社會問題來處理。其實,反貪污反映了更深一層的社會道德意義:就是貪污是違反社會認可的倫理價值的現象。公平就是這社會倫理中被貪污活動所違反的價值。


  由於當時社會對商業倫理的了解意識薄弱,貪污鮮有從倫理角度來分析與評估。就算有採用「道德」或「倫理」的辭彙,但也既不系統嚴格,也缺乏深度。商業活動所涉及的倫理問題當然遠遠超出貪污所包含的。但在當時,這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當然,這並不表示本港或國際沒有其他值得關注的商業道德的事件。事實上,國際上令人觸目的商業缺德事件也時有見報,包括轟動寰宇的日本洛歇飛機賄賂醜聞,美國雀巢奶粉公司在非洲作不道德的奶粉推銷、及美國GE企業與其他的企業串同暗定價格的案件等。


  這些驚動一時的商業倫理案件,除了在報章電台報導之後,對商界、教育界和學術界似乎並沒有帶來較為明顯的影響。在以商業倫理角度來分析、反省這些事件這點而言,本港學術界、教育界、商界似乎未有作出積極廣泛的回應。


二、實証經驗研究


  除了極少的例外(Lee 1981),真正對商業倫理比較系統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八十年代後期才正式開始。那時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實証的研究,規範的探討相對地比較少。以下我就主要從這方面綜合一些成果。


  李金漢(Lee 1981)集中調查從事市場推廣的管理階層的倫理態度,發現不管國藉及管理層級,市場推廣經理回應在十個涉及利益的與道德衝突的倫理情境上,倫理態度大致相同,分別不大。


  相隔約十年的另一項調查(Dolecheck & Bethke 1990),範圍則比較廣泛,沒有集中在一個行業上。雖然這項研究的問卷回收率是18.6%(740份的138份),但由於所問的問都是重要的,而答卷者99%是華人,研究所揭示的情況是值得注意的:不分年齡,有接近一半的被訪者將不違法等同於道德:有67%的被訪者認為商界人士使雙重標準(上班用一套,下班後用另一套):有六成以上的人相信就算僱員的道德標準和僱主的標準有出入,但卻要默認僱主的標準:只有三人認為僱員不必這樣做:員工對自己、同事、下屬及上司作道德評估排行時,明顯地將自己放在榜首,而將上司排在榜尾。


  香港是華洋雜居的國際性商業城市,雖然華人佔是華洋雜居的國際性商業城市,雖然華人佔了九成以上,跨文化的商業倫理研究是不少實証研究的主要課題,而事實上這些研究對我們了解文化因素是否對個人的道德信念及態度有重要的影響,是有一定幫助的(McDonald & Pak 1994, 1995, Dolecheck 1987)。


  利用一些廣為人用的道德發展模式來分析本地從商人士的道德思維也是常見的做法。有的用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發展模式來測試核數師的道德思維(Tsui 1994)發現擁有愈高層次道德思維的核數師。愈能以原則、理性思維道德的核數師,愈能在道德上保持獨立性。Kohlberg模式又被引用來分析一些妨礙經理解決倫理困局,「心理囚窖」的因素(Snell 1994)。


  筆者與二位同事年前嘗試修改一個說明商業倫理的決策模式,初步陳構了一個包括行為者,制度與文化因素的三個說明架構(Ip, Chan, Lau 1987)。隨後,我們再應用這個架構來說明香港從事市場推廣人員的商業倫理決策的情況(Chan, Lau, Ip 1988)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1)個人對倫理問題愈敏銳,行為就會愈符合倫理;(2)個人周圍對其有影響的人(significant others),對個人的倫理有重要的影響;(3)擁有比較少的傳統文化特質、有強烈的手段目的價值取向及受一些不很遁的手段目的價值取向及受一些不很道德的在其左右有影響力的人所影響的人,會傾向作一些不很道德的事。〔註:這裡所指的行為,是被訪者所認為(或構想會發生)的行為perceived behaviour,並非真實的行為。對於知與行之間的統一所涉及的問題,在下一節將有所說明。〕


  一個近期的跨文化的比較研究(Mc Donaldand Pak 1995)只有比較了華洋經理的道德表現,同時還展示了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工作經驗等對一個人的道德反應的關係。研究其中一個有趣的結果是:華人經理與洋人經理,在道德表現上有明顯的區別:洋人經理對不道德的行為表示了低程度的容忍,華人經理則沒有這個表現。這發現與文首介紹過的較早期的一個調查的結論(Lee 1981)有明顯的出入。


三、個案研究


  值得在此補充的是,一些對本地的商人或商人家族的研究,雖然不是直接討論商業倫理,但對華人商人群落或團体如何經營,彼此如何建立直接商業網絡均有一定的啟發;而經營與網絡背後所縕藏的價值與倫理,在這些作品中便可窺見一二,是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紹倫對由上海南來香港的一群紡織業企業家的個案研究(Wong 1988)及對華人企業家之間「信(Wong 1988)及對華人企業家之間「信」的社會學分析(Wong 1991),都是此中的例子。對香港商人階級、商人集團及華商家族的其他的研究,可以參考(Sinn 1989、Chan 1991、何文翔 1992)。


四、規範性探索


  實證研究可以為我們在「是甚麼」的問題上增加不少經驗知識。要加深我們對商業倫理的經驗了解,理論的探討是目前實證調查所必須依賴及與之彼此配合的。


  通過適當地從理論方面作批評與整合,所獲取的經驗資料便會在描述報告功能之外,更上一層樓,走向說明與預測的方向了。這個知識發展的達成,殊非易事,但從事研究商業倫理的學者群落(如果有幸存在的話),應朝這個理Q而繼續努力工作。


  雖然這方面的理論探討不多,但一些主要的課題仍受到一些A但一些主要的課題仍受到一些作者的注意。這包括資本主義與市埸的倫理分析、企業的社會責任及企業內部價值等。這類探討我姑且稱之為宏觀倫理探討,所涉及的問題乃屬於基礎性的,包括利潤與道德的關係,產業、自由、公義與效率與倫理的關係,企業應否有某種具有較廣泛意義的社會責任等問題。


五、宏觀倫理反思


  在「企業應否承擔社會責任」這個論爭中一些比較有說服力的結論是:功利主義的效率論證及新自由主義的產權論證都不能證立企業在道德上應該中立的觀點;而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應被狹義規定為利潤的極大化,而應包含有更積極的內涵的(Davis & Frederick 1984, Donaldson 1982, 葉保強1 995)。


  文思慧(文思慧 1992: 103-122)企圖從市場、規劃、民主化這三元互動關係論證企業應有的功能與責任,她的其中的一個論點是民主化是幫助判別甚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效率與價值,單憑效率與價值論證市場或規劃的合法性(切合性)是不足的。另一篇同樣宏觀的分析,聚焦在市場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探討上,這個非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的討論似乎對社會主義中國之商業倫理的基礎性分析有一定的啟示,雖然文章的動機是探討一定的啟示,雖然文章的動機是探討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文思慧1992: 75-100)


  艾靈臣(Allinson 1993)以一些著名驚世大災難的個案分析為例,及以日本企業的管理文化及體制為基礎,提出企業應在安全管理及企業文化方面著手,實現管理者應有的意識、文化與責任,同時展示了在日益依賴複雜科技社會中,企業應有的道德責任。


六、深層文化反省


  除了這些文化中性(cultural-neutral)的規範性討論外,近日還有一些針對中國文化而作的反省。筆者就儒家規範怎樣影響企業文化(Ip1994a, Ip 1994b)作了一些初步的反省。其中一個目的是分析儒家的「家族集體主義」(Familial Collectivism)怎樣不利於僱員權利的確認與發展。筆者以利用「儒家企業」(Confucian Corporation)這個概念,初步評估儒家企業文化對企進商業倫理的利弊。這些比較批判性的儒家文化的分析目標有兩個。第一是在不少正面肯定儒家文化是東亞經濟奇蹟的論點之外,提一點另類意見。第二是緊扣當地儒家文化仍相當深厚(縱使形式與台灣有所分別)的企業環境,評估商 業倫理的一些文化因素。文化中性的理論分析自然有其重要性,但若不深入本地文化的基礎,很難將A但若不深入本地文化的基礎,很難將商業倫理根植於本地文化內,更遑論發展一套有本地特色的商業倫理了。


  儒家文化雖然不能代表香港的文化,但肯定在香港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港式儒家文化應該與台灣、大陸或其他華人社區的儒家文化有所分別,雖然核心文化中的分別應該不大。這樣不同款式的儒家文化怎樣配合當地的社會經濟情況在商業倫理中發揮作用?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無論如何,文化中性及文化中心(Culture-based)的規範研究的天地非常廣闊,有志者不應輕易錯過。


參考文獻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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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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