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 - 哲學研究所 - 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第8期　臨終關懷專題愛滋病與性交易：北京研討會後的反思陳浩文　　於本年八月一日至三日，一個名為「愛滋病與買賣淫參與人員的調查結果匯報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這個研討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生育健康與倫理學研究項目負責人邱仁宗教授召開。邱教授是中國著名哲學工作者，他的研究範圍包括應用倫理學、生命倫理學和科學哲學。近期發表著作包括《愛滋病、性和倫理學》。在會議召開之前，他統籌了一個在六個城市進行有關愛滋病與商業性交易活動的調查。這六個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南京、青島、武漢和北京。這個研究項目是由伊麗莎白•泰勒基金會贊助。來自六個城市的研究學者在會議上匯報了調查結果，另外還有兩篇討論番禺和香港的商業性交易問題的文章在會議上發表。中國著名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亦在會議開幕式中發表講話。會議上發表的調查報告及文章水平十分高，參與會議的人士有來自不同專業，包括哲學、社會學、醫學，亦有全國婦聯代表、雜誌編輯、政府人員、和數名香港代表出席會議。與會者除了討論發表的調查報告和文章外，亦在政策性問題上展開激烈討論，進而對政府應該如何處理商業性交易活動與愛滋病問題作政策性建議。根據參與會議的學者指出，受愛滋病毒感染人數在中國有不斷上升遽議。根據參與會議的學者指出，受愛滋病毒感染人數在中國有不斷上升趨勢，一個愛滋病患者的平均醫療費用每年高達十至二十萬元人民幣,中國衛生部亦預測，按目前速度蔓延，在二~90夫一~90夫年中國將有不低於一千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如果中國不能有效地控制愛滋病的蔓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在這關鍵時刻召開這個會議是十分有意思。筆者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這個會議，並希望在本文就會議上提出的一些爭議性問題作一個討論。　壹•支持「兩非」政策　　會議討論的一個焦點是：商業性交易活動應否既非刑事化又非合法化。有不少參與會議的人支持這個政策，並有研究學者把它簡稱為「兩非」政策，但亦有人持不同意見。中國政府應否採納這政策其實與一些當代重要政治哲學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些問題包括: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分界線;公共倫理與私人道德的關係;和政府在維持公共生活秩序的角色與權限。筆者認為，在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原則下，我們在一般情況似乎沒有理據去干擾別人在私人空間的自由活動，除非這些活動會對其他人構成傷害。即使我們認為這些活動是不道德的，亦不可以作為干擾的理由。例如，雖然有很確實証據証明吸煙危害健康，但是，我們沒有理由禁止別人在私人空間抽煙。同樣道理，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沒有理由去干涉兩個成年人在私人空間自願進行的商業性交易。基於以上觀點，內地應該採納「兩非」政策。　　在支持「兩非」政策的同時，我們要明確認識到「容許」不等於「認同」。容許別人在私人空間抽煙，並不等於認同或鼓勵這個行為，亦不表示政府沒有責任要對這些人作宣傳教育，使他們明瞭到吸煙對身體的壞影響。同樣道理，對在私人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壞影響。同樣道理，對在私人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不作法律干預，並不等同於社會是認同或鼓勵這些行為，政府與社會各方面還要做很多工作（包括性教育、輔導和醫療保健等等），協助婦女脫離以依靠性交易為生的生活方式，並且對從事商業性交易者多做宣傳教育，使她們明瞭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這不單保障她們的健康，還有助控制愛滋病與性病在社會上蔓延的速度。採納「兩非」政策亦不等於政府不要嚴厲打擊經營性交易的娛樂場所和妓院。政府應該立刻禁止任何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活動，更要嚴厲打擊（簡稱「嚴打」）迫良為娼、和依靠妓女維生等犯罪行為。但是，在處理商業性交易問題上，我們應該在公共倫理與私人道德之間取得平衡，對兩個成年人在私人空間進行的性交易行為不宜作過份干預。　貳•「嚴打」、「兩非」、還是「性工作」合法化/制度化？　　除了支持「兩非」政策外，會議上亦有兩種不同而又各走極端的聲音。一是把私人空間的自願商業性交易行為刑事化，並且贊成對參與的人進行「嚴打」。二是把從事商業性交易看成為應該受到社會承認的勞動，婦女有從事和成為「性工作者」的權利，甚至可以組織「性工作者」工會保障自己權益。對於以「嚴打」手段對待在私人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筆者抱著保留態度。　　首先，從原則性（道義論）角度來看（deontological point of view），如果「嚴打」的對象包括在私人空間自願提供服務的人，便容許國家擁有過大的權力，對私人空間作干擾。第二，從結果（後果論）來看（consequential point of view），亦有參與會議的研究學者指出，「嚴打」在私人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不但不能杜絕這些活動，反而會令它們向性交易不但不能杜絕這些活動，反而會令它們向外擴散和變得更為隱蔽，這對控制愛滋病與性病的蔓延沒有幫助。第三，參與會議的研究學者亦指出，在每一次雷厲推行「嚴打」商業性交易的行動中，被針對的對象往往是處於社會最低層和最容易受傷害的弱勢社群，也有很多婦女受到公安人員的欺壓和滋擾，權利受到侵犯，和尊嚴受到損害。有勢力和社會地位的嫖客與所謂「高檔妓女」（尤其是受到各方勢力包庇的）往往難以「繩之於法」，而從事商業性交易的人被捕後亦往往被送進婦女教育所，從教育所出來後若再從事性交易活動，則要被送去勞動教養。在會議上發表的其中一個城市調查顯示，在該城市被捕的人從事商業性交易的頻率大多是每周一兩次左右。用這樣的方法對待她們，只會在她們的身上烙上一個難以磨滅的負面標籤，標籤化使她們自覺與其他婦女有本質的差異，是「道德敗壞」和「積習難改」的「賣淫妓女」。那末，她們便很難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泥足深陷，無法自拔。　　「嚴打」和「負面標籤化」的對立面是肯定婦女有性工作的權利和把從事性交易婦女「正面標籤」為「性工作者」。筆者認為這個觀點不能成立。我們容許別人在私人空間抽煙，並不表示我們要正面肯定吸煙的價值，不少政府還是要對香煙的宣傳廣告和販賣作諸多限制。同樣道理，把兩個人在私人空間進行的性交易非刑事化並不等於我們在道德上認同這個行為。如果把提供商業性服務看成是「性工作」，就像其他受社會承認的勞動一樣，婦女便有權利從事商業性交易。若然如是，我們亦沒有理據禁止別人公然開設公共娛樂場所提供性服務，正如我們沒有理由禁止別人僱用員工在餐館內進行社會認可的勞動一樣。讓商業性交易可以在公共空間進行，對公共道德業性交易可以在公共空間進行，對公共道德有嚴重影響，而把性交易正面標籤化，亦會令從事性交易的婦女不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會吸引更多婦女加入這個行列。　　把「提供性服務」稱為「性工作」確實有誤導之嫌。這個名稱令人覺得從事性交易是一項要受社會承認的勞動。正如城大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陶黎寶華院長在會議上指出，即使要繼續使用這個詞彙，我們要明確分開「性工作」與「性工作者」。對「性工作者」，我們要把她們看成是有尊嚴的人，而不是罪犯，並且對她們予以關懷援助而不是懲罰，還要盡力照顧她們的身心健康，和確保她們在法律上得到公平對待。但是，「性工作」本身便不應被視為受到社會承認的勞動，並且不可以合法地在公共空間進行。　　隨著內地經濟改革開放，商業性交易活動越來越猖獗，愛滋病與性病有不斷蔓延的趨勢。如果中國不採取合理的政策干預商業性交易活動，便不能對愛滋病與性病作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從事性交易的婦女實際上已構成一個弱勢社群，需要社會的關懷與協助。在會議上發表的調查顯示，從事性交易的婦女不少都遇上家庭/婚姻問題，受別人操縱或被誘騙，或染有毒癮等。她們對安全性行為、愛滋病和性病的認識是很模糊和淺薄，亦有不少的誤解，所以，她們極需要社會的關懷和援助。這樣做不單對她們有好處，對國民的整體健康亦有促進作用。　　為著有效控制愛滋病與性病的蔓延和保護婦女免受性勞役，國家應該繼續對迫良為娼，販賣婦女，開設妓院及性交易場所等行為進行「嚴打」，但是對從事性交易的婦女，政府應該採取「兩非」政策。「嚴打」她們只會令賣淫活動向外擴散和變得更隱蔽，我們便更難有效接觸她們丈外擴散和變得更隱蔽，我們便更難有效接觸她們予以援助，對控制愛滋病和性病的擴散亦沒有幫助。　參•公共衛生宣傳教育的重要性　　商業性交易本身不是愛滋病與性病的禍根，其他高危險性行為，如性濫交，亦會令人感染愛滋病和性病。令愛滋病和性病加速蔓延主要的原因是對安全性行為缺乏認識和生活方式不正當。控制愛滋病和性病蔓延的最有效辦法還是教育國民認識甚麼是愛滋病和性病，和廣泛宣傳安全性行為是甚麼。遺憾的是政府除了強調對商業性交易進行「嚴打」外，對公共衛生宣傳教育工作似乎還做得不足夠。筆者在北京停留了一個星期，未有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政府發放的公共衛生宣傳的廣告，連反吸煙廣告也沒有，更遑論預防愛滋病的宣傳。　　參加完會議後，筆者與陶黎寶華院長獲邀請參觀了位於北京的中國衛生教育研究所愛滋病熱線中心。該中心在一九九二年成立，亦是全國第一個熱線中心。這個中心由義工和研究所內工作人員義務擔當諮詢輔導員。在參觀期間，中心接獲不少電話，甚至有人從廣西打電話過來，詢問有關愛滋病問題。但是，中心獲得的資助滋病問題。但是，中心獲得的資助很少，只有一條電話熱線和一個簡陋的小房間。沒有電腦讓他們把資料上網和對外聯繫，亦沒有錢為要在晚膳時間當值的義工提供飯盒。社會似乎要對這些熱心人士提供多一點支持，這對預防愛滋病和控制其擴散定有幫助。　　在會議上，有研究學者建議為從事商業性交易的婦女簽發「性病查體健康証」，筆者對這個建議有保留。很多政府不採納這個制度是因為婦女可以在兩次身體檢查之間感染愛滋病或性病，這些病症亦有潛伏期，而「健康証」制度會令商業性交易的買賣雙方心理上鬆懈，從事高風險性行為，所以，最有效控制愛滋病蔓延，還是要靠公共衛生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肆•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　　中心的負責人亦提供一個很好的意見，就是在香港印行的宣傳預防愛滋病單張上，亦印上他們的熱線電話號碼。其實內地已發行印有全國省市（包括香港特區）熱線電話號碼的海報。在香港印發的宣傳單張，亦應該包括內地省市的資料。隨著內地與香港的交往日益頻密，人口流動率增加，愛滋病的蔓延再不單是內地或香港要分別面對的問題，各省市（包括香港特區）應該加強合作，使我們再遇上有關愛滋病的問題時在中國的不同地方亦可以尋找協助。根據香港衛生署八月公報的數字，愛滋病帶菌者人數有加速上升的趨勢，因此，更有必要加強香港和內地省市的合作。　伍•總結　　把在私人空間進行的商業性交易刑事化，賦予政府過大的權利，亦對控制愛滋病與性病蔓延沒有幫助，推行「兩非」政策似乎更符合內地社會現實情況。另一方面，控制愛滋病與性病蔓延，不能單靠嚴厲打擊商業性交易活動§制愛滋病與性病蔓延，不能單靠嚴厲打擊商業性交易活動，最重要還是要進行廣泛的公共衛生宣傳教育。最後，由於經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頻密，人口流動率增加，愛滋病蔓延問題，須要各省市（包括香港特區）在公共衛生教育方面加強合作，共同面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