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友電子報

中大擁有相當厚實的人文地理學基礎，從南高史地學派到竺可禎和張其昀等許多前人的努力下，結合了科學地理學與歷史人文，直到現今的人文地理學發展，其貢獻良多。

中央大學的百年校友，可溯自1915年(民國四年）由清末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改設的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1921年擴建為國立東南大學，1923年南高併入東大。是以，1915至1923年，簡稱「南高時期」。其間曾兩度更名(1927年更名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再更名國立江蘇大學)，至1928年五月始正式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大由南京遷往重慶，戰後遷返南京，乃當時全國院系最齊全的大學，素有「北北大，南中大」美稱。1949年8月中共建政後，更名國立南京大學，1950年10月逕稱南京大學。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則於1962年在台復校，復校之初首設地球物理研究所。直至1979年始正式復名國立中央大學，目前設有文、理、工、管理、地球科學、資訊電機、客家、生醫理工等八個學院及若干研究中心。

在這段百年校史裡，南高時期的史地研究會及《史地學報》曾經在史地學界產生極大影響，其中堅人物竺可楨(南高∕東南∕中央大學地學系教授、主任)與張其昀(南高文史地部畢業；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兩位傑出師長、校友，更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的奠基者，值得大書特書。然而，這項人文地理學的優秀傳統並未隨著中大在台復校而延續。1962年在台復校後首設地球物理研究所（1976年成立地球物理系，1990年改名地球科學系），成為中大最具特色的學系，從科學角度研究地理，恰與南高時期以人文為視角的地理學，形成對話關係。值此百年校慶之際，回顧民初校史上這段重要的人文地理學風潮，可為中大未來朝向更深刻的人文發展——尤其是結合科學與人文的地理學發展——提供借鑑，別具意義。

在傳統中國史學中，地理學一向為歷史學的附庸，如《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皆將地理類著作列入「史部」。而現代地理學之成為獨立一門學科，一方面係自西方移植而來的新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清季經世史學觀念的展現。由於經世史學較重外王理路，加上晚清時局的大變動，使得知識分子對於史學動向與時代變局具有深刻的關懷，因此逐漸發展出實用為導向的歷史地理學，如魏源《海國圖志》即藉由地理知識的擴充，以喚醒國人對世界與時局的認知；徐繼畬《瀛寰志略》，以地為經，以史為緯，展開研究世界地理的風氣。

而中國現代地理學的發展，尤其是人文地理學部分，與中大校史密不可分。南高時期史地研究會及其衍生之南高史地學派學人、重要刊物《史地學報》，足與同時期以北京大學為主的五四文人及《新青年》等刊物的重要性分庭抗禮。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勢如破竹地朝向全面現代化發展；相對地，南高史地學派學人則保留較多傳統文化的色彩，但並非全然固守傳統，而是傳統與現代(西方)並行。南高史地學派的動機與目標與胡適等人一樣朝向現代化發展，但觀念與作法顯然不同，由此可知朝向現代化的道路是複雜而多樣的。是以，今日回顧民國早期南高史地學派之學術成就，顯然可以補足學術史上的某些空白，具有補史之闕的意義。

南高史地學派的誕生必需溯自南高史地研究會與學報的誕生。1919年南高成立「地學研究會」，1920年擴充為「史地研究會」，1921年改稱「南高東大史地研究會」，1923年又改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一般統稱「南高史地研究會」，學界亦稱之「南高史地學派」。而《史地學報》則是南高史地研究會創辦的著名學術刊物。

「南高史地研究會」的歷任總幹事，包括龔勵之、諸葛麒、陳訓慈、胡煥庸、向達等人。另設指導員若干名，包括柳詒徵、竺可楨、梁啟超、徐則陵、白眉初、王毓湘、陳衡哲、顧泰來、朱進之、蕭純錦、曾膺聯、杜景輝等人，組成分子多為學界翹楚。其中，史地學派學人的核心成員應為兩大導師柳詒徵、竺可楨和六員主將陳訓慈、張其昀、胡煥庸、繆鳳林、鄭鶴聲、劉掞藜等六位南高文史地部學生。在柳、竺兩位師長的指引下，除主辦機關刊物《史地學報》外，其後也陸續主辦過《史學與地學》、《地理學雜誌》(《方志月刊》)、《史學雜誌》、《國風》、《史地雜誌》等相關刊物。而史地研究會之成員對中國現代史學與地學的發展具有極大貢獻，如竺可楨與張其昀兩位即在人文地理學方面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其中，做為學會機關刊物的《史地學報》最為重要。該刊於1920年創刊（初為季刊，自第二卷第二期始改為月刊，寒暑假不出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歷任總編輯與編輯主任包括張其昀、陳訓慈、繆鳳林、陸維釗等人。1925年一度中斷，至1926年10月停刊，共出版四卷21期。第 1 卷為季刊，凡4期；第 2、3 卷為月刊，除寒暑假，年出 8 期（其中第 3 卷 1、2 期合刊）；第 4 卷僅出 1 期。總計發表300餘篇文章。內容門類初設通論、評論、研究、雜綴、地志、書報目錄等。1922年起，調整為評論、通論、史地教學、研究、古書新評、讀書錄、雜綴、世界新聞（時事記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記）、氣象報告、書報紹介、史地界消息、調查、史地家傳記、譚屑、專件、選錄、書報目錄（書籍、雜志、論文）、會務（紀錄、會員錄、職員錄）、通訊，含卷首插圖，共有二十欄目。第三卷以後，因古史論戰投入較多，欄目明顯縮減，內容也漸偏重古史。整體言之，由於經世史學觀念的影響，《史地學報》大部分文章的內容與歷史、天文、氣象、地理、時事有關，而攸關時事的文章比例頗高，可見學人關懷時局的用心。

《史地學報》是南高史地學派學人最重要的發聲管道，而他們同時也是《學衡》雜誌的重要作者群，包括柳詒徵、繆鳳林等人即是。《史地學報》與《學衡》都以弘揚傳統文化為主要關懷，與當時以北大《新青年》為主的新文化運動者的理念不同。然而，《史地學報》並未全然守舊，而是一方面繼承傳統中國史學之經世理路，一方面吸取歐美各國歷史地理學理論的介紹。因此，南高史地學派學人的治學理念，正是舊學與新知並行，這些都反映在《史地學報》的欄目編排與內容編纂方向上。

南高史地學派學人將史地之學視為實學，對於新文化運動所表現的浮誇與偏頗自然有所批評。他們亟思設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以導正學風；更立志改革中小學史地教學方法與教材，以提高國民素養。在五四主流群起趨新而揚棄舊學的風氣下，南高史地學派確實獨樹一幟。不惟公開倡議弘揚傳統文化，熔鑄新舊，雖不見得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派學人所理解，然而南高史地學派所主張的新人文主義精神(美國哈佛大學白璧德I . Babbitt首創，主張以從世界文化匯通的高度來認識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確實也讓他們在現代學術史上留下可觀的一頁。

其實，南高史地學派的影響力不只於此。1925年東南大學因校長任免事引發學潮，長達三年之久，致使史地研究會和《史地學報》主要師長輩如竺可楨、柳詒徵等人相繼離校，而張其昀等學生輩也早已相繼畢業，以致於漸趨無聞，但他們並未因此銷聲匿跡於史地學界。1926年以後，南高史地研究會的重要成員，包括柳詒徵、竺可楨、繆鳳林、陳訓慈、張其昀、鄭鶴聲、劉掞藜、范希曾、向達、黃靜淵、胡煥庸、陸鴻圖等人，在南京發起成立「中國史地學會」，以沿續南高史地研究會的精神；同年亦創刊《史學與地學》雜誌，做為發聲的管道。此後，南高學人陸續於各地成立史地學會。1929年1月成立「南京中國史學會」，同年3月創刊《史學雜誌》。而南高學人陳訓慈、張其昀、繆鳳林等人也先後推動在杭州成立「浙江中華史地學會」、在上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1933年，竺可楨、張其昀和翁文灝等人發起在南京成立「中國地理學會」。直至1943年，全國性的「中國史學會」才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成立。可見南高學人對現代史地學的貢獻。

其中，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氣象學奠基者竺可楨(南高∕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以及歷史地理學專家張其昀(南高校友，中央大學教授)，分別代表了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方面，前者以氣象科學為根底，強調兼顧人文地理的重要性；後者為歷史地理學的鼻祖(亦未偏廢自然地理學)，兩者皆值得大書特書。

現代地理學中，結合地理學與氣象學，並且強調人文精神的重要奠基者，正是中大校史上的知名教授竺可楨（1890－1974）。

回顧竺可楨與南高史地研究會的淵源，即可知他的專業成就與母校的關係極為密切。1920年起，竺可楨任教南京高師，擔任地理、氣象學教授。1921年南高擴充為東南大學(高師不再招生)，創建現代中國第一個地學系，包括地理、氣象、地質、礦物四個專業組別。

史地研究會草創之初，活動多集中於組織調查和舉辦演方面。如 1921 年下半年起，會員們在竺可楨的帶領下，先後赴雨花台、棲霞山、燕子磯、龍潭、紫金山等地考察地質。為推進史地教學，曾向各地發出函詢表格，請有關部門協助調查史地教學現狀及各中小學史地教材使用情况，以備研究和改進教學之用。此外，定期邀請校内外名家開設專題學術講座，據《史地學報》所載，1920 年 5 月至 1922 年 12 月間，該會舉辦講演計24場，其中竺可楨即曾五場講演，分別為〈月蝕〉(1920 年 10 月 20 日)、〈彗星〉(1920 年 12 月 16 日)、〈歐洲之現勢〉(1921 年 5 月 26 日)、〈美國之情形〉(1922 年 4 月 21 日)、〈青島測候〉(1922 年 12 月 15 日)等。可知竺可楨的講演內容基本集中在史學、地學與氣象學、天文學方面，範圍極廣。上述活動，主要在學會指導員柳詒徵與竺可楨兩人帶領下完成的，他們也指導學生輩會員投稿《史地學報》，其中所刊的地理或氣象學文章，大多在竺可楨的指導下發表的。他也帶領學生輩會員進行氣象監測。

1921 年，他即在《史地學報》第一期發表了〈我國地學家之責任〉，表示當以「培養一批中國地學家以調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己任」。當時，史地研究會的學生輩會員如胡煥庸、張其昀、向達等人都隨竺可楨學習地理學和氣象學，不少人後來也都成為該領域的專家。整體言之，竺可楨在《史地學報》發表的文章以天文、氣象、地理和時事有關，其中多篇為演講記錄。

浙江大學圖書館前竺可楨紀念銅像。(羅秀美提供/王一亘拍攝)

1923 年，竺可楨應倫敦地理學會的邀請，在《地理教師》（Geographical Teacher）第三期發表〈東南大學地學系介紹〉，撰文向國外學人介紹東南大學地學系，包括沿革、師生、課程設置與教學設施等，並論述它的發展方向和改進設施的設想。竺可楨向國際地理學界所做的介紹，可見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及《史地學報》確有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意願。是以，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史地研究會與《史地學報》影響日大，與另兩大文科學報《學衡》和《國學叢刊》並列為東南大學三大文科雜誌之一。

然而，1925 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柳詒徵與竺可楨相繼離校，使史地研究會頓失重心。而學生輩會員如張其昀也早已於1923年畢業，會員各奔東西，研究會元氣大傷，盛況不再。

1927年，政府籌建中央研究院，下設觀象台籌備委員會，分設天文、氣象兩研究所，當時擔任中國氣象學會副會長的竺可楨，又被任命為氣象研究所所長。身為全國最高的氣象學術研究單位的首長，竺可楨努力發展氣象事業，首創中國氣象台站網的建設，計畫十年內在全國建立氣象台10處，測候處150處，雨量測候所1000處。首先建成的是南京北極閣氣象台。同時，竺可楨也發展了天氣預報業務。自1929年到1936年，竺可楨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曾舉辦四期氣象學訓練班，培養大批氣象人才。其間並曾於1934年發起成立中國地理學會。可見，竺可楨雖無奈離開東南大學地學系，卻在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任內開創了更有影響力的氣象事象，成效卓著。

竺可楨做為現代人文地理學的開創者，曾在《史地學報》第2 卷第 3 期發表〈地理教學法之商榷〉一文，其中提及良好的地理學是「研究地面上各種事物之分配及其對於人類影響之一種科學，在中小學則尤須注重於事物對於人類之影響，即人文地理是也。」所以，「專論地球上事物之分配而不及於人生之關係者不謂之良善之地理學」，而「我國中小學地理教師向多專述地面上事物之分配，對於人生之影響，毫未顧及，取其糟粕，遺其精神，地理學遂成為省縣山川物產名稱之字典，宜其乾枯無味，為學者所不喜。」是以，為改善此現象，竺可楨認為應擴大地理學的範圍，「地理學之範圍既廣且大，舉凡地球上物質如地形、氣候、物產、人口、鐵道、航線之分布莫不與地理有關，故教授地理學者不求擴充地理上之範圍，而在限制地理之範圍，組織各種地理之要素，成為系統，以人類為前提，而使之貫成一氣，論其位置，則地理學實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故在中小學地理實處於特殊之地位。因其與各學科均有關係故，實為連絡各科之樞紐也。」是以，可見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創建地學系正是這一想法的具體實踐，地學系乃包括地理、氣象、地質、礦物四個學科。落實到具體教學方面，所授內容當與人生有密切關係者為為限。所講授材料，可分為環境和人生兩方面，「環境方面，指山脈河流溫度雨量農林礦產而言；人生方面，則包含交通工業商務，政治及各種人為之事業而言，二者不可偏重，單述環境與專敘人為之事業，均不能稱為良好之地理學。」竺可楨認為應將二者融會貫通，明其因果以述其關係為要。

是以，竺可楨所提倡的現代地理學涵攝範圍極廣，既強調地理學之科學根底，又兼顧其人文發展方面的現象，兩者融會才能算是良好的地理學。這種兼顧人文的地理學研究，對於後來的地理學發展確有重要影響。

在竺可楨指導的史地研究會學生輩會員裡，母校校友暨師長張其昀（1901 - 1985）特別值得一提，他不僅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界裡「歷史地理學」的重要開路者，也是著名歷史學家與教育家，其專業影響力甚至及於來台以後。

在傳統中國史學觀念中，地理學附屬於歷史學之下，而所謂「歷史地理學」其實只是沿革地理。自西方觀念引入後，「歷史地理學」才得以成為獨立學科，西方學者多視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的一支，其內容為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及其演變。而中國早期學者則較強調歷史地理學之實用價值，且視其為歷史學研究之基石；其中少數將之視為地理學之一支的，即為張其昀。其治學兼顧歷史與地理，論析兩者關係時，多半分別立說，歷史的歸歷史，地理的歸地理，而研究重心仍以地理為主。其《中國地理學研究》一書，特闢「歷史地理學」一章，他對歷史地理學所下的定義：「歷史地理學之宗旨為何？曰凡歷史之演進，悉為地理之生命；又凡地理之變化，悉為歷史之尺度。......近二十年來此類研究供[貢]獻甚多，本章按其內容，加以條貫，試分六節述之：1.環境變遷，2.疆域沿革，3.生聚資源，4.文獻淵藪，5.名勝史蹟，6.邊徼四裔。」可見張其昀以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之一支。

回顧張其昀與母校的二度結緣(南高校友、東南∕中央大學教授)，可知其成為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其來有自。張其昀就讀南高文史地部(1919-1923)時，曾與繆鳳林、陳訓慈、范希曾、張廷休等人同學，並受教於哲學大師劉經庶(伯明，1877-1923)、史學大師柳詒徵(翼謀，1880-1956)與地學大師竺可楨(藕舫，1890-1974)等人。其中，劉經庶創辦《學衡》，而柳氏的傳統史學與竺氏的科學地理學對張其昀最有影響，往後他的歷史地理學成就與此關聯甚深，尤其是他追隨竺可楨達三十年(1919-1949)之久，更是深受竺氏影響。

南高時期，張其昀參與史地研究會，擔任《史地學報》總編輯和副總幹事等職，和陳訓慈同為《史地學報》撰稿最多者。其代表論文有〈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最近歐洲各國地理學進步之概况〉、〈初級中學人生地理編輯例言〉，以及許多外國史地專著的介紹文，可見張其昀既保有他對傳統國學的熱愛，也著重於吸取世界各國的史地相關專著。其實，他早在學生時代，即已於《史地學報》裡發表過一篇〈歷史地理學〉(第2卷第2期)，「歷史地理學」此一名詞即張其昀開始使用的，此前中國有史地研究，而無歷史地理學之名，只有地理沿革。簡言之，張其昀在南高史地研究會期間，即已展露他對於史地研究的高度識見，打下良好的人文地理學基礎。

畢業後，張其昀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1923-1926)，曾編輯初中教科書《人生地理》與高中《本國地理》（竺可楨校），圖文並茂，深入淺出，成為當時全國通用教材。張其昀有感於傳統中學地理教科書之觀念陳腐，内容蕪雜，乃編寫新式的教科書，運用現代地理科學的知識，闡明人地關係，一新耳目。其《人生地理教科書》(1926)融合鮑曼(Isaiah Bowman，1878-1950)的《戰後新世界》(The New World)、白呂納(Lean Brunhes，1869-1930)的《人生地理學》(Geographie Humaine)的有關內容。如初中《人生地理》二册，上册為人文地理，下册為區域地理。張其昀在編輯例言自承此書宗旨「在使學生明瞭地理與人生之關係」，教材範圍「雖普及於人類全體，但純以祖國為觀察中心點」，同時注意引導學生關注國際事務，希望能熔中國與世界、人文和地文於一爐。如高中《本國地理》總論中，張其昀力陳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分論不是分省進行敘述，而是以地理區域來講解，顯然較舊式教科書前進了一大步。同時也在該書自序中，對洪堡(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著名德國自然科學家、自然地理學家，近代氣候學、植物地理學、地球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李特爾(Carl Ritter，1779－1859年，德國人，後世稱之為人文地理學之父)所開創的近代地理學有所論列。張其昀可說是繼張相文(1867－1933，中國地理學家)之後，有系統地編輯中學地理學教科書的第二人。

1927-1936年，張其昀回母校地理學系任教，主講中國地理，自此奠定中國人文地理學開山大師的契機。母校任教十年間，張其昀將課堂與野外考察結合起來，帶領學生進行野外實習考察，以東北(1931)、浙江(1934)、西北(1935-1936)最知名，張其昀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教學方式，培養不少優秀的地理學人才。他也曾經本著「恢復舊時書院之精神，提倡自由講學之風氣」而創辦中國人地學會。又為了推廣地理學，特別重視編輯地理刊物，以便學術交流、推廣新知之用，1928年乃創辦《地理雜誌》(又更名《方志月刊》)，1934年又創辦《地理學報》。1932出版《人地學論叢》，是繼1926年《人生地理教科書》之後，另一中國人文地理學理論的開拓之作。

1936年9月，竺可楨接任浙江大學校長，張其昀受聘創辦浙江大學史地學系。浙大期間，創辦《思想與時代》，匯集了張蔭麟、謝幼偉、郭斌龢、熊十力、錢穆、陳康、賀麟、馮友蘭等學者，世人評説當時浙大蔚然有重振東大《學衡》之風、復興人文主義之勢。1937年創辦《史地雜誌》。

僅管張其昀是歷史地理學的鼻祖，在區域地理學(方志學)也有相當貢獻。早在1930年代，為了改革方志的體例和內容，舊提出〈縣志擬目〉。1940年，浙大因避戰亂而西遷至黔北遵義，張其昀在艱困環境下，率領師生進行系統考察與研究後所撰寫的《遵義新志》(1948年於杭州刊行，1953年台北重印出版，易名《新方志學舉隅》)，乃一具備現代意義的地方志，在方志學中佔有重要地位，也開創了中國人進行土地利用調查研究的先河。

張其昀於1943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哈佛大學，致力於地略學研究，並會晤美國的地理學大師，如鮑曼(Isaiah Bowman，1878-1950)等人。

總計張張其昀一生著作等身，其地理學專著除前述，尚有《中國地理學研究》和《中國區域志》、《政治地理學》、《中國人地關係概論》、《中國地理大綱》、《中國經濟地理》等；譯著則有白呂納(Lean Brunhes《人生地理學》等。而方志學方面，則有《新方志學舉隅》(1948年版《遵義新志》的擴充修改版)和《方志》等。一生著作頗豐。

中國現代的地理學發展，在科學地理學方面，結合氣象學與地理學的竺可楨可謂第一代宗師，但由於科學救國的理念使然，使其對於研究人地關係的人文地理學亦十分注重。而第二代的張其昀則以人文地理學，尤其是歷史地理學見長，其貢獻卓著，亦不在竺可楨之下。

回溯校史上這段現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史，可知母校中大實有相當可觀的人文地理學學術基礎，可與1962年復校後設立的地球物理研究所（1976年成立地球物理系，1990年改名地球科學系），乃至整個地球科學院相結合，以建構中大下一個百年發展的契機—在科學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全新的人文地理學。

*本文作者羅秀美，中央大學中文系學士(1994)、碩士(1997)、博士(2004)；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南高史地學派、竺可楨與張其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