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啟自一個問題：既然賈誼是受謗而遷長沙王太傅，並非犯了什麼明顯的過錯，而且遷放亦不是光彩的事，從〈弔屈原賦〉藉屈原遭遇影射時局可知他心中的不滿，唯何以他在本賦要以「恭承嘉惠，俟罪長沙」這般委屈自我、歌頌聖恩的字詞啟首？只是一種必要的書寫習慣？欲作諷刺之辭？抑或它其實隱寄著傳統仕子身處帝國體制下，那種主體不能自決的矛盾與無奈？果如是，則憑弔屈原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賈誼藉古思己、企圖尋求主體認同並重構自我屬性的過程。再者，賈誼看似可以理解屈原自殺的意義，卻為何在賦中要責備屈原不懂神德自藏之道，甚至認為他應該效法戰國游士任意去國的行徑？這些責勸之詞，究竟是否為賈誼主體情志之折射？綜此來看，〈弔屈原賦〉顯然具有心理與哲學層面探索的價值。本文將透過對〈弔屈原賦〉的細讀，並參酌賈誼其它作品，對上述的問題做一審慎的推論，期能在一般學者習將〈弔屈原賦〉置於與屈原作品比較的研究基礎上，推展出有關文人藉弔古以重構自身主體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