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4日上午，國家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澄枝女士蒞臨中央大學，簽訂中大「戲曲研究室」珍藏文物轉交「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典藏、展出的合約。隨後，主委一行又在中文系的盛情邀約之下，參觀文學院各具特色的專題研究室和專屬的電腦網站，比如名聞兩岸的「紅學研究室」、重塑台灣兩性關係的「性／別研究室」、世界首創的「法語國家電影研究室」；並且和文學院師生進行一場真誠而具體的意見交換。

會中，本室特別提出「人文建教合作」的論點，也就是「人文學界」從本身出發結合「文化建設」的理念另行界定「建教合作」的主張。當時因為發言時間有限，只能約略描述，此處有必要加以補充說明。

近數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因而帶動的民主改革，確實足以傲視所謂的第三世界。然而，和「人之所以為人」最具切身關係的文化建設，卻也在整體環境的某種「務實」習氣已經形成而且牢不可破的條件之下備受輕忽。

證據之一是：文建會本身不僅是改制為「文化部」的議案延宕十數年未獲結果，甚至連脫離「超級弱勢部會」的窘境都顯得遙遙無期。證據之二是：大學學界明顯由科技、財經院系主導價值判斷。比如關於「建教合作」的界定，便有對象只限國科會、工商企業界才算數的不成文規約；對於「業績」的判定，自然也不免以對方支付金額的高低、為校方帶來多少的「收入」當作主要的標準。

相形之下，文學院、人文學界生財無道，平時難逃其他學院在有意無意之中視之為「廉價陪襯」甚至是「無謂累贅」的際遇，可想而知。當然，號稱社會菁英的學子一旦發生「科學怪人」情殺案、法學青年「劫財消費」之類的犯罪事件，學界「主流」也會爭先高唱「人文教育」的重要。然而，事過境遷，主流照例歸隊，重新走回「人輕於物」、「價值與價錢混淆」的老路；未必曾經反省，自己的思惟取向會不會正是間接促進犯罪的幫兇，顯然也沒有從此正視人文學界。

人文學界在這種環境之下備感受挫的第一個理由是：主流因為無法理解，「實證主義」並不是治學獨一無二的依據，所以質疑乃至否定人文學科的「學術」身分。第二個理由則是：忽略、輕視「人文」學界回歸本質走入人群的社會使命。

本文因為主題在此不在彼，治學方法以及學術身分的問題只得一併略過。至於建教合作，最簡單的邏輯是：既然「文化『建設』委員會」可以如此自我界定，人文學界和文建會的合作關係必然便是「建教合作」的一種形態。依此類推，人文學界擴大對象，和文建會理應涵蓋的「文化」事務有關的其他單位合作的項目，自然也不該排除在認定的範圍之外。同理，如果文化事務以「付出」為重的根本精神毋庸置疑，人文學界多半不須鉅額經費、難言財物收入的建教合作，更不應當忽略以「社會使命」的實踐程度做為價值指標的可能。

內舉不避親，本文姑且分別試舉本室以及相關的法語國家和法文學界為例，具體闡釋落實「人文建教合作」的方法。

就文建會或是官方其他的文化機構而論，國內的法文系其實頗多建教合作的機會亟待開發。比起美國一向偏好通俗文化而且一般都是經由民間的商業管道對外傾銷的模式，法國的做法大不相同，乃是全世界推動精緻文化的輸出與輸入最有制度也最積極的國家。現下分別在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舉行的「畢卡索畫展」以及「杜布非畫展」，或是我國相對在法國大皇宮展出的「故宮珍品：帝國的回憶」，便是這種精神的產物；而法文系師生躬逢其盛，不見得沒有協力爭取擴大參與的空間。此外，以文化大國自居的法國當然值得文建會師法；可是，英語強權環伺的魁北克，內則力求鞏固法語文化的主體性、外則積極透過文化的推介行動強化本身的國際能見度，處境與我國不相上下，必定也有可資借鏡之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兩國所制定的文化政策、所運用的推廣策略，何嘗不是法文學界可以主動向委員會「承包」的文化工程？

本室近年幾度以個人的身分或是研究室的名義，和國家電影資料館、歷史博物館、桂冠出版社、加拿大駐台辦事處……等單位合作。最後無妨延續前段的理路，選擇1996年的「第一屆加拿大電影節」為例。當時本室竭力鼓吹、全心推動的主因在於：台灣的觀影人口長期被美國的商業電影淹沒，逐漸喪失多元文化的概念；引進地理上同屬北美可是別具一格而且兼含英、法雙語文化特色的電影作品，對於拓展國人的文化見識、國際視野，必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像這類走出校園直接回饋社會的行動，點點滴滴，無不有助台灣脫離有識之士時有所感的「文化貧戶」的狀態，就是一種具體實踐社會使命的人文建教合作的模式。而且，正是因為參與個人在學識、在時間方面的付出和物質的回報多半不成比率，甚至跡近純屬付出，所以更值得加以肯定！

CCPF(C)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