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期　永續發展專題 永續發展：一個皆大歡喜的發展？ 紀駿傑 　　回顧1990年代以來，假若我們要選擇一個學術界用語中流傳度最廣的名詞，那這個詞一定非「永續發展」莫屬。今天，從小學生到大學生，從工業鉅子王永慶到一般民眾都能隨時將「永續發展」掛在嘴邊，甚至各個地方乃至於中央政府都紛紛成立永續發展相關論壇與組織，這也算是對這個詞本身的最佳詮釋了！這個詞能在這麼短時間內引起台灣學術界、政府與民眾普遍性的共鳴，背後自然有它誘人之處；畢竟，「永續」和「發展」都是一般人可欲的價值。然而，當政府、大企業、民眾和許多環保團體都一致的同意某個口號時，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口號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這一波永續發展的「運動」目標開始懷疑起來了。 　　一般學界對於「永續發展」一詞由來的認識，都是從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在1987年所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而來的。而最為人引用的「永續發展」定義也是出自於該書。筆者在另一篇文章已經對此一定義提出批判（參閱紀駿傑，1998a），在此不擬再度討論。值得一提的是，一般人對於「永續發展」一詞的生成歷史脈絡卻並不瞭解，因此筆者試圖在下文中對此歷史脈絡作一簡要的勾劃，並從而說明為何未經批判的永續「發展」概念不但是一種錯置，更成為了台灣生態環境持續快速惡化的主要護身符。 　　在196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開始對全球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問題產生關懷，其中亞、非、拉三洲經濟上較為貧窮國家的問題，一般被認為是因為貧窮而引發的過渡耗費、破壞自然資源的問題。例如許多非洲地區因為過渡砍伐林木、開墾坡地而造成表土流失與沙漠化等生態危機，如此一來這些地區的人民更難逃於貧窮──過度剝削生態資源──更加貧窮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然而，有關對於這些國家應該減少生態破壞的建言，往往遭致他們「我們有權要求發展」的回應。許多國家甚至認為現在該「輪到他們污染」了(New York Times, 1972)。環境保護被認為是與獲取生存所需以及經濟發展目標相衝突的奢侈品，因此是這些貧窮國家在邁向進步的道路上必須被犧牲的。 　　有鑑於上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衝突的普遍觀念，聯合國於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得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共有113個國家的代表與會。這個會議最主要的共識便是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是一體的兩面，他們必須，而且可以同時被關照與解決。而這個會議所簽署的「斯得哥爾摩」宣言中也強調，全球富裕的國家有義務以財富重分配的方式幫助開發中國家解決貧窮與環境破壞的問題(Tolba, 1988)。因此，斯得哥爾摩會議可以說是「永續發展」一詞最初始的觀念來源，雖然當時該詞仍未被發明。 　　斯得哥爾摩會議之後，愈來愈多的國際組織與學者開始關懷開發中國家的環境與發展問題，其中聯合國除了在會議之後，刻意選擇在非洲的肯亞成立了永久性的環境組織(UNEP)之外，也緊接著於1974年在墨西哥召開「資源利用模式、環境與發展策略」會議。該次會議所發佈的「Cocoyoc宣言」再次強調開發中國家同時滿足人民基本需求以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Bartelmus, 1996)。此為，學界的相關研究與著作也陸續出現，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包括Redclift(1984, 1987)，Bartelmus(1986)與Adams(1990)等人的作品，他們也揭櫫了許多新的概念，包括「符合生態原則的發展」、「生態發展」、「綠色發展」等。而Redclift在他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出版年──的著作更是以永續發展作為書名。這些研究的共同特色便是，他們都是關切經濟上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的環境與發展問題。當然，許多研究也都兼顧國際間不平等以及如何促進財富重分配與國際合作的問題。 　　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這些面項的研究，同時期對於經濟上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的環境問題之研究，則是著重於工業污染如何破壞生態環境以及影響人民健康。因此，如何減緩因經濟過度發展而對生態造成的污染與破壞、如何加強污染防治工作以及如何以政府法令、經濟誘因和社會運動來達成環境保護的目的，這些都是工業化國家主要的環境課題。同樣的，不少學者也對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因盲目的追求經濟成長而導致的大規模環境災難提出警言(Adams, 1990; Bello and Rosenfeld, 1990)。其中，Bello and Rosenfeld (1990)更是直指台灣幾十年來的工業發展已經給這個島嶼帶來「環境夢魘」(environmental nightmare)。這些學者同時主張新興工業化國家不應盲目的追求西方式的工業成長，而是應設法走出適合自己、並且能顧及生態永續性的發展模式。 　　從上述歷史脈絡的呈現，筆者試圖說明的是，「永續發展」這個觀念的興起，主要是針對經濟上較為貧窮的開發中國家，如何讓他們發展出既能解決人民的基本需求，又能兼顧環境保護的策略。這個概念原本所指涉的，絕不是針對經濟上富有的工業化國家，因為對他們而言，如何減緩現行因快速工業發展與過度消費而造成的環境破壞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有關永續發展的討論也特別強調必須著重於滿足開發中國家窮苦人民的基本需求，任何超越基本需求的生活水準提昇都只能在顧及生態系統的長期永續性之下為之(WCED, 1987: 43-46)。然而，該書一出版之後，「永續發展」一詞在短時間內便風行全球，成為最「政治正確」的觀念與流行口號，至於它背後的歷史脈絡與真正關懷的重點則完全被拋諸腦後。 　　「永續發展」的主張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的台灣獨領風騷，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概念能夠在不挑戰既有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與發展意識型態之下，在表面上融入有限度的環保訴求。1980年代環保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人民環境意識的不斷提昇，使得台灣社會對於台灣環境的維護開始有所關懷。然而在此同時，政府以及一般民眾卻仍舊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希望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能夠同時並進（蕭新煌，1986）。因此，一旦「永續發展」一詞被提出來，它很快的就廣受民眾、政府、企業、甚至學界與一些環保團體的歡迎，因為這符合了他們希望能兼顧持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心裡期待。 　　問題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兼顧，真的是目前台灣所希望追求，而且可能達成的嗎？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紀駿傑，1998b）對此有較詳細的討論，空間並不允許筆者在此做過多的鋪陳。簡言之，以目前台灣環境已經遭受這麼嚴重的破壞，加上現有高密度的人口、高經濟活動量與高物質消費水準而言，台灣的自然環境根本不允許我們再繼續追求高經濟成長。因為經濟發展必然需要持續的擷取自然資源與能源，並且源源不斷的製造出各種廢棄物。而台灣光是目前因為自然資源的擷取就已經造成各種自然災難了（水土保持、砂石水泥過渡開採、水資源匱乏等問題），廢棄物的大量丟棄與排放更是台灣全島的最痛（垃圾大戰、化學廢料、汞污泥、建築與事業廢棄物等）。這些現存的問題都難以解決了，如何還能賒談「經濟發展與環保兼顧」呢？更何況，經濟發展只不過是人解決了，如何還能賒談「經濟發展與環保兼顧」呢？更何況，經濟發展只不過是手段性的東西，它不必然代表人民生活福祉的提昇，而目前台灣人民所需要的早已不再是物質需求的持續提高了。相反的，台灣應以生態環境的維護為依歸，以民眾實質福祉（而非物質欲望）的提昇為目標，逐漸的減緩經濟成長，最終達到Daly(1991)所主張的「持平經濟」或「零成長」。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有效抑制台灣愈趨嚴重的生態破壞問題。 　　社會科學界對於「發展」的意識型態已經有許多的批判。這種發跡於西方科學發明與殖民主義時代，強調「量」的增加而非「質」的豐富之想法，在物質生活已然豐裕的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社會，早該被捨去了。更何況，這種「發展」其實是相對於全球許多動植物、生物多樣性、生態體系、以及弱勢群體（如全球諸多原住民族群）的破壞與迫害，是罔顧環境正義與世代正義的掠奪式經濟。在自然生態已經滿目瘡痍，執政黨卻仍執迷於經濟成長之追求的今天，「永續發展」的主張恰好可以幫助資本家與執政黨解套，繼續他們以剝削台灣生態資源、污染台灣生態環境的方式繼續累積資本，追求「發展」。 　　由此看來，近年來由政府主辦的「永續台灣論壇」之所以由經建會委員張隆盛擔任召集人，而在1996年12月召開的第一次圓桌論壇中另一位重要論壇領導者會宣稱「永續發展就是經濟發展」就不足為奇了。放眼望去台灣過去幾年來的政府施政態度與作為，不論是一些重大建設的推動（濱南工業區、高鐵、核四、美濃水庫等）或是有關經濟政策的施政策的施行（股市穩定基金、振興經濟方案、農地釋出、低利房貸等），哪一項不是明顯的證據，政府對「永續發展」的認知便是明明白白的「永續經濟發展」！即使學界與環保團體中有許多人真正有心致力於關懷台灣生態永續性的發展，「永續發展」一詞的使用卻很容易在現行政治經濟體制之下被模糊了焦點。 　　因此，不論是從國際歷史脈絡或台灣現行環境狀態來看，作者均認為台灣不應該，也沒有條件主張「永續發展」。台灣目前急需的是另一套批判與挑戰「經濟成長」意識型態的「永續生態」或「生態永續」價值與行動。當然，除非我們能重新對「發展」作全面性的批判性討論，並將之定義為提昇人民精神層次、社會安全、環境衛生等的滿足，「永續發展」才有其前瞻性的意義。未經批判的將「永續」與「發展」送作堆，我們只會聽到全台無論政府、大財團、學界、學生與民眾都高呼這個被庸俗化的「永續發展」口號（雖然每個人對它的定義都不相同），而台灣的生態卻永續的在哭泣。 　　參考文獻 　　紀駿傑，1998a，〈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141-168。1998。 　　紀駿傑，1998b◎s細明體">1998b，〈環保與經濟發展難雙贏〉，《經濟前瞻》第五十六期：26-32。 　　蕭新煌，1986，〈新環境範型與社會變遷：台灣民眾環境價值的初探〉，《台大社會學刊》18：81-134。 　　Adams,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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