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期　網路的兩性倫理專題 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性別生命教育的哲學基礎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生死學研究所 鈕則誠 壹、前言 　　生命教育和兩性平等教育是近年臺灣正規教育系統內的重要課題，雖然少以正式課程推行，卻是各級學校教師研習的重點項目，可視為教師人格修養及教學知能的一部分。筆者目前從事生命教育工作，並對性別教育相關論題長期關心，乃嘗試將性別教育與生命教育相關論題融匯貫通，結合成具有哲學批判意義的性別生命教育（gendered life education），本文章即屬此一嘗試的哲理基礎奠定。性別教育和生命教育皆為西方文化產物，筆者希望正本清源，通過文獻分析，檢視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feminist bioethics）成為性別生命教育哲學基礎的可能。且將其擴充至「愛」的教育實務考察，以做為正規教育推廣的參考。 貳、性別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可以著力的點有許多，在臺灣先後被教育主管當局視為提倡重點的乃是自殺防治和災後心理重建。兩年前生命教育在臺灣省匆匆上馬起跑，其實肇因於一名資優高中女生為情尋短見的事件震驚社會，所以才從中學生命教育著手。本文章所處理的生命教育議題，即是針對年輕人因為感情因素而輕忽生命的種種表現而發。筆者認為要在這方面正本清源加以改善，必須在生命教育中納入具有批判精神的性別意識始能奏效。 　　性別與性是有所差別的，女性主義對此分辨得十分清楚。Tierney　（1991：153）指出，性所代表的是兩性在形態與生理方面的生物性差異；性別則是兩性通過社會性發展所呈現出角色、行為、個性等方面的區別，屬於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例如將親屬系統（kinship systems）奠基於婚姻關係，無形中使得原本只是生理有別的男性和女性（male and female），變成不完整的兩半（incomplete half），即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必須通過結婚以求合一（Rubin,1995:173）。兩性是自然條件，婚姻是文化產物，結婚與否在此可以「盡人事，聽天命」。換言之，生為男女由不得自己，要不要找伴侶卻可以自求多福。許多少男少女陷入愛情泥淖中不克自拔，甚至走上絕路，多少是因為忽略了善盡人事的重要。此外性別差異尚且涉及權力、財產等因素，使得男人和女人在自殺動機及行為上皆有所不同（Canetto,1997:138-167）。這些研究告訴我們，性別意識在生死大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力。 參、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 　　以生命倫理學做為生命教育的哲學基礎，可以有效檢視諸如避孕、墮胎等議題。但是唯有將女性主義觀點導入生命倫理學中，方能有助於推展具有性別意識的生命教育。生命倫理學是七○年代初期西方國家的產物，女性主義也在同一時期開始風起雲湧。但是三十年來生命倫理學似乎無視女性主義的存在，Wolf（1996:14-21）歸結出四種原因：生命倫理學傾向談抽象原則而忽略了個別差異、生命倫理學擁抱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而忽略了團體的重要、生命倫理學著眼於政府和醫院而忽略了其中弱勢族群的呼聲、生命倫理學在學術界故步自封而忽略了新近思潮發展。她認為女性主義看重脈絡、重視弱勢族群和團體，以及與後現代主義同樣蔚為顯學，都值得生命倫理學與之合作。 　　將女性主義觀點導入生命倫理學，使得任何一個涉及生命倫理的考量，都必須納入社會現存權力關係的脈絡（Sherwin,1996:56-59）。在權力關係消長的省思下，所有性別宰制和歧視都無所遁形。而發生在衛生保健機構中的性別宰制和歧視，無疑屬於生命倫理學必須正視的課題。Dresser（1996:　144-146）舉出六○年代末期發生在美國的女性保健自力救濟運動（women’s self-help health movement）為例，這場多采多姿的運動對存在於醫療界中的性別議題，起了一定的改善作用。這些議題包括：女性病人面對男性醫師父權作風的不悅感受、女性居於衛生保健人力資源主力卻沒有獲得相對的尊重、衛生保健系統長期忽視女性及其他弱勢族群的需求。 肆、愛的教育：生育 　　以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為哲學基礎的性別生命教育，教導年輕人了解愛的真諦，同時也要懂得珍惜生命。這些看似老生常談的教誨，在通過性別意識覺醒的洗鍊後，會變得別有一番新意。帶有性別意識的生命教育，可以視為兩性之間「愛」的教育。在女性主義批判觀點下，兩性情愛的前提是尊重與分享，而非物化與宰制。 　　以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分析愛的教育三項議題：生育（childbirth）、避孕、墮胎，得以為這些行為賦與道德上的意義。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掌握擁有自己身體的權力，方能享受由此而生的權利。Warren（1992:209-213）對生育的道德意義作出論證，她強調生育是一個里程碑；是母親孕期的結束，也是嬰兒新生的開始。嬰兒與有感受力的胎兒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在同一個身體內，只有一個人擁有完整的權利，那就是母親的權利。一旦嬰兒誕生，立刻擁有屬於自己的完整權利，誰也不能剝奪。 　　在女性主義的分析下，生產（parturition）和生育是兩件事；前者指的是母親分娩的生理過程，後者指的則是母親對此的體驗、賦與意義與行為反應（Jordan,1991:53-57）。生下愛的結晶，享受為人母親的樂趣，是許多女人的心願。但是先前與男性交往而受孕的經歷必須是成熟的、愉悅的愛戀，而非讓激情沖昏了頭，造成一生不可磨滅的陰影。兩性平等教育或性別生命教育，應該培養學生感性、理性、悟性三者兼備。尤其在憑藉直覺的感性氾濫情況下，強化汲取知識的理性和施展智慧的悟性，無疑更為重要。 伍、愛的教育：避孕 　　隨著醫藥科技的進步，現今避孕的風險已大幅降低，而其副作用也減到最小。但這只代表技術的進步，女性主義所關心的則是心智的成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係傳統民族文化對社會成員提出的指導綱領，結婚生子成為踏入社會的不二法門。如今人們已走入後現代，選擇的項目得以從一項增為四項：結婚生子、非婚生子、頂客一族、單身貴族。性自由（sexual freedom）在可靠的避孕和方便的墮胎推波助瀾下，使男女往還不必然要有信諾（commitment）關係，同性戀更得以化暗為明（Hunter College Women’s Studies Collective,1995: 316-319）。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年輕人真的具有成熟的心智，能夠在多元選項中作出明智的抉擇嗎？ 　　兩性或同性交往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但是與配偶或伴侶決定要不要生孩子，則關涉到另一條生命的選擇。女性主義所提倡的性別意識覺醒，建議女性盡量將生育、避孕、墮胎的主權操之在我，畢竟這些決定最後都落實在自己身體上。近四十年，拜避孕與墮胎合法化之賜，美國女人為了做母親還是做自己爭論不休（Hunter College Women’s Studies Collective,1995:　278），終究是一種反省的工夫。我們這兒的女性還沒有想得那麼遠，但若能把婚前健康檢查徹底推行，也算是保障家庭、造福社會了。 　　避孕技術的改良，使得現代女性有機會重新省視自己的身體和性事。四○、五○年代Alfred Kinsey 和六○、七○年代William Masters 與Virginia Johnson的劃時代性學研究，為兩性身體解放奠定了理論基礎（Bullough,1994:192-203），接下去就要看人們是否具有成熟的智慧以迎接心靈的解放。 陸、愛的教育：墮胎 　　避孕與墮胎成為安全可行的節育方法，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事。女性主義意理與這些新科技的突破及推廣相互呼應，遂造成一股女性爭取自主的風潮。1969年春天在美國波士頓有一群女性組成一個自力救濟團體，希望改善女性健康問題。1973年這個名為「波士頓女性健康集體」（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的組織出版了一本經典著作《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Our bodies, our selves），頓時成為前述女性健康運動的聖經，其影響力擴散及全球（Pringle,1998:202-207）。而1973年也正是美國墮胎合法化的一年。 　　墮胎議題在醫療陣營和女性主義陣營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醫療倫理學傾向將它抽象化、普遍化，女性主義卻主張具體化、脈絡化，即將之體現於女人的生活中（Sherwin,1992: 26-27）。這點對本文章所提倡的性別生命教育甚具啟發意義。性別生命教育落實為「愛」的教育，必須淺顯易懂，具體可行。太抽象的大道理學生根本聽不進去，只能列為政策規劃擬定的參考。 　　女性健康運動的興起，促成三方面革新：女性知的需要、女性自主選擇的需求、女性在男性中心（pallocentric）衛生保健系統中受到的傷害（Hunter College Women’s Studies Collective, 1995:443）。這些革新措施同樣可以引申用於性別生命教育中，僅需把最後一項擴充為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建構中所受到的有形與無形傷害。長期以往，女性無意中受到男性價值觀點的薰習，自願屈就男性以下的第二性。如今是到了爭取出頭天的時候了。 柒、結論 　　六○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美國有反戰和民權運動，歐洲有學生運動，大陸則出現文化大革命。生命倫理學受到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的滋養，逐漸成熟為一門學科。種種社會運動中，由女性主義者領導的女權運動，在避孕與墮胎臻於安全無慮的情況下，開始爭取自身有關生殖的種種權利（Kuhse & Singer,1998:7-8）。當然女性這種爭取自身權利的作為，不免會跟男性既得利益有所衝突，因而導致權力的消長。以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做為性別生命教育的哲學基礎，並非紙上談兵的空論，而是提供生活實踐的指導綱領。 　　臺灣的生命教育載負了太多的任務，從欣賞生命、找回自我到防災的居安思危，本文章無法一一詳述。僅能就筆者在大學、專科、高職十七年教學經驗中，所接觸到學生於課業之外最感興趣也最困擾的兩性問題，放在生命教育的架構中加以闡述。事實上，1998年初台灣生命教育應運而生，正是肇因於一名高中資優女生為情所困走上絕路的悲劇事件。筆者對此的感受是認為女性應該學習做一個強者，做自己命運的主宰，避免再被男性和男性的價值觀牽著鼻子走。 　　筆者身為男性，在思維中自有弱點和盲點。學習哲學二十七年來僅得一「批判」真諦，而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理和力量的女性主義，對筆者的學習成長無疑起到振聾啟聵的作用。本文章即是在這種女性主義啟蒙下完成的。 參考文獻 　　1.Bulloug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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