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 - 哲學研究所 - 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第24期　生態旅遊與環境倫理台灣撲虐經驗所展現的醫學倫理新貌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梁妃儀 /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蔡篤堅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結束了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滿懷期待的盼望著新國家、新時代的來臨，然而在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台灣社會再度面臨艱鉅的挑戰。伴隨著滿目瘡痍的家園，是戰後的經濟蕭條、是疫病橫行的環境與腐敗無能的統治政權，急遽的變動衝毀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各種脫序的紊亂場景在全台各地上演，重建社會秩序實有其現實形勢上的急迫性。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緊接而來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揭露了新政權高壓威權的殖民者心態，更打破了台灣人新生陣痛期的幻夢，從而孕育了呼應特殊時代情境之新倫理內涵與實踐形塑的契機。戰後台灣醫學倫理的發展，正見證了此一時代鉅變與轉折。　　自日治時期以來，醫師在台灣社會中逐漸形成一特殊的群體，秉持著獨特的倫理價值觀，他們不只是醫師，更是台灣知識份子的代表，在文化協會等一連串的組織活動中，顯示了他們對民族議題的高度關切。（註一）這種專業認同與民族認同交織的醫界傳統延續到戰後，面對新的歷史環境與課題，在內涵意義與實踐上產生了轉化，新的醫學倫理於是衍生。在台灣瘧疾根除的歷史中，體現了醫學的專業認同在此一特殊的歷史場景中，如何在民族情感與道德使命感的驅使下，透過現代醫療專業的訓練與要求，在專業之外，重新形塑新的認同機制與倫理價值。（註二）　　回顧台灣瘧疾防治的歷史，直到1965年宣佈根除前，瘧疾在台灣已肆虐數世紀之久。日人治台時視之為防疫的第一要務，廣設「瘧疾防遏所」進行瘧患的檢查與治療，並在熱帶醫學研究所中設有「熱帶病學科」專門研究瘧疾，採「治療」與「研究」雙管齊下的方式，但仍只能予以「控制」﹙control﹚。戰後，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國民政府的防瘧工作面臨難以開展的困境，所幸1946年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下簡稱洛氏基金會）挾著豐厚的人力、物力、財力，旋即來台設立了「瘧疾研究中心」，開始台灣本土人才的訓練，使台灣的防瘧工作得以延續並進一步開展。　　1948年因洛氏基金會即將撤離台灣，瘧疾研究中心遂由衛生處接手，易名為「台灣省瘧疾研究中心」，同樣礙於經費問題，工作一度陷於停擺的狀態。此時，國際間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引導下，在各國先後展開了瘧疾的防治或撲滅計劃，於是台灣的防瘧工作也在這一波全球性的行動中，得到相當的外援，並有了新的目標。此後，在以梁金廣琪為首的台大前後期醫師群的領導下（註三），經近二十年的努力，台灣終於成功的「根除」﹙eradication﹚瘧疾，成為迄今世界上屈指可數之成功根除瘧疾的國家，且被公認為其中成效最佳者，倍受國際間的認同與肯定。（註四）在此一傲視國際之成就的背後，若我們細細的去探究台灣撲瘧工作的發展過程與經驗，將可以發現其中倡議之醫學倫理內涵與實踐的轉換與建構。　　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採用科赫氏（Robert Koch）的瘧疾防治方法，先在北投區進行小規模的試驗，確定成效之後再推行全台，自1911年起，在瘧患比例較高的地區，分設「瘧疾防遏所」，有技術員與助手幫民眾採血檢驗，並給予投藥治療，民眾會主動去求助，遇特殊狀況政府也會強制民眾去檢查。（註五）現代醫學的管理模式，透過科學實驗後得以有效的推行，並獲得民眾的認同，進而成為重整社會秩序的媒介。另一方面，大森南三郎教授領導的「熱帶病學科」，呈現鮮明的個人領導風格，大森教授是出了名的嚴格，大家都怕他，但他認真、決不妥協的專業態度與要求，也獲得跟著他學習的連日清與林和木一致的推崇。（註六）在日治時代的防瘧經驗中，現代醫學的科學實踐對人身健康、環境控制與社會秩序都提供了保障，同時也加強了專業認同的發展，這一切形成了新的醫學倫理內涵。日治時代所做的調查研究與訓練的人才，尤其是這樣一種倫理精神的延續，成為日後撲瘧工作開展的重要基礎。　　相較之下，台灣防瘧工作所象徵的倫理實踐意義，在戰前與戰後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台灣人逐漸取得主體地位，不再是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主導，台灣人擁有主動、積極的行動力與創意。這樣的改變，主要是因美國自由民主風尚的薰陶，洛氏基金會的理念是地方充能（empowerment）導向的思考，旨在培養當地人才，讓他們有能力自助，於是開始在台灣的醫師培訓計畫，梁汉琪等台大畢業的醫師就是在這樣的因緣下參與了台灣的防瘧工作。在培訓的過程中，強調的不是制式死板的教條知識，而是靈活應變的科學實驗精神，透過親身設計在全省各地展開的各式各樣實驗，這群台大醫師們對於醫學實踐的內涵有了新的體悟與認同，某種自信與力量也從中蘊生，支持他們成為實踐台灣撲瘧工作的精神領袖。　　在台灣瘧疾根除的經驗中，這十二位台大醫師實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們放棄了令人稱羨的醫師生涯，投入不受重視的公共衛生的工作，以今觀之已屬不易，更何況是當時。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他們一切與其他工作同仁無差別的行事作風，更產生以身作則的作用，帶動了所內的工作熱忱，成為認同、情感凝聚的黏著、催化劑。這些醫師的志業選擇，充分體現其對醫學專業倫理之期許與要求，同時投射出對外在大環境的道德呼籲，令人印象深刻。主體性的獲得之外，實踐能力是戰後瘧疾根除經驗裡一個重要的面向，透過不容出錯、謹慎小心的科學實驗與操作程序，台灣撲瘧人員以自己的創意摸索出最有效率的實踐方式，並進一步將之系統化為一套標準的操作流程，在之後的實際運作中獲致成功。　　在日本經驗與美國實驗精神的基礎上，取得主體的地位的台灣人融合兩者的特色開展出防瘧工作新的可能，新的醫學倫理實踐內涵也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形塑與轉變，而這新的醫學倫理信念是有行動的實踐能力與影響力，可以扭轉過去政策制訂的模式，由下而上形成議題、左右國家的衛生政策，並凝聚新的認同與道德感，成為新的社會共識基礎。　　談到台灣瘧疾的根除，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都感到與有榮焉，談到為什麼「台灣能，其他國家不能」，老資格的林和木用台語豪氣干雲的說︰「大家認真打拼啊！大家很勤勞！總是我們的待遇也比較好啊！待遇比一般的公務員還好。大家又都是台灣子弟，那時候又都年輕啊！很努力！我們台灣人禁得起苦啊！一天走五、六個小時，有時候要走八個小時呢！那樣跑到山上去，大家都不會埋怨，都是這樣做啊！所以這個會成功是這點，禁得起辛苦啦！」言談間充滿了身為台灣人的驕傲！（註七）這也是所有當初曾參與台灣撲瘧的每一位工作人員的心聲。瘧疾根除的成就中，蘊含著獨特的醫學倫理意涵，在大家齊一心志為解決這塊土地上的問題而竭盡心力的同時，新的社會道德的重建與民族國家的想像亦在其中得到新的開展空間。　　無須否認，台灣撲瘧的工作先後確實獲得美方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外援的大力協助，不只在經費上，也包括基本知識、技術的傳授與啟蒙，然而台灣成功的關鍵，毫無疑問的必須歸功於台灣人民自身的努力，這點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撲瘧經驗，該項特色尤其鮮明。嚴格來說，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等的各國顧問，與其說他們提供了實際的撲瘧方法與步驟，倒不如說是尚待實驗與標準化的理論與觀念來的貼切，誠如參與多項撲瘧工作實驗、規劃、實踐的黃錫銘所指出：事實上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狀況都不太一樣，所以一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原理、原則是不變的。（註八）而台灣經驗之獨特處，正在於其充分的運用、發揮了智慧與創意，因地制宜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標準化操作原則與方法，成功的縫合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在擺脫冠冕堂皇的理論與各式各樣的國外經驗之後，怎樣從自身的問題與經驗出發，重新去消化這些知識，讓它為己所用，甚至提出挑戰、開展新的可能，正是台灣撲瘧經驗中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其中展現了鮮明主體性與強而有力的專業實踐精神，兩者並相互作用，形塑出具有時代特殊風貌的醫學倫理內涵。　　台灣宣布瘧疾根除之後，台灣經驗成為世界其他為瘧疾所苦的地方爭相諮詢、學習的對象，完成此一世界奇蹟的台灣撲瘧人員也積極的到各需要的地方去服務，許多人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防瘧顧問，並在由各國專家學者組成的顧問團中出任團長，且無異議的獲得其他人尊重與一致的認同，這一切在在揭示台灣防瘧經驗所包含的醫學倫理意涵，足以凝聚新的社會認同與道德以對抗全球化的挑戰，這樣的歷史經驗與開創全新歷史可能的視野，是我們應當珍視並重新思考運用的珍貴資產。　　（本論文受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研究計畫案：戰後台灣防疫口述影像史【DOH89-DC-1049】、【DOH90-DC-　1043】、台灣防瘧人物傳補助，特此致謝）註釋：　　1.陳君愷（1992），《日治時期台灣醫師社會地位之研究》，師大史學專刊22。　　2.關於專業認同與民族認同發展彼此間的影響，深入的探討可參見Duujian Tsai (1996),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ians’ PublicIdent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mbivalence, Public Policy, and Civil Society, Ph. D. Dissertation i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3.這十二位醫師事實上分別畢業自戰前的台北帝大醫學部、醫學專門部與戰後的醫學系，為行文方便，文中概稱之為台大醫師，不過將詳細資料列於此，以供參考：梁汉琪（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八屆）、陳錫舟（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八屆）、彭瑞雲（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第九屆）、周聯彬（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第十一屆）、陳政德（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一屆）、謝獻臣（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二屆）、陳錫火宣（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二屆）、陳萬益（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三屆）、曾柏村（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三屆）、吳耀津（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三屆）、葉盛吉（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三屆）、莊徵華（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三屆）。　　4.關於台灣瘧疾根除的詳細經過，可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編輯（1993），《台灣撲瘧紀實》，行政院衛生署。　　5.李松玉，2000年12月15日訪談稿。　　6.連日清，2000年12月1日訪談稿、林和木，2000年11月17日訪談稿。　　7.林和木，2000年11月17日訪談稿。　　8.黃錫銘，2000年12月19日訪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