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earing認為(Wearing and Neil, 2000: 11-2),人類的種種作為都是其特定價值體系的某種體現,它們都具有長遠的歷史淵源︰人們如是對待生態,取決於他們有關「人類─自然之關係」的理念。很明顯的是,目前此一「人類─自然之關係」出了問題,換言之,人類的種種活動的確帶給環境各種衝擊,而人類也因而面對了種種環境衍生的困境。然而,即使有許多人都曾論述,要治療我們的環境困境,的確就在於各價值觀的改變。但這其實無關緊要。唯有透過理解各種「人類─自然之關係」及其歷史理念的複雜性,才有助於確立我們現在的立場,並得以開始明白那些價值所支持(underpin)的倫理意義或行為的意義。
b.如上所述,Wearing明確地點出「人類─自然之關係」是解題關鍵,而其中,價值和相應的理念又是其核心考量,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價值和理念所支持的倫理!依Wearing之見(Wearing and Neil, 2000: 11),循西方人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的二分,倫理也可以區分為︰(i)「使用」的倫理——這是人類何以關連到自然的特定規範或支配模式;自然主要被看待成一組資源,人類可以為了他自身的各種目的而自由地使用之。這畢竟是一種工具價值的和人類中心的觀點;(ii)「自然『的』倫理」(註四)——主張非人類之實有物與人類一樣擁有平等的價值。它寬泛地是內在價值的和生態中心的觀點。很明顯的,這些觀點有以確立,無非是種種哲學立場的貞定——哲學在這一脈絡中首度呈現了它的運作意義。
c. 再者,當我們進到生態旅遊規範的建立或營運規則和種種管制的制訂時,不可避免地要關注到環境倫理,而Wearing指出(Wearing and Neil, 2000: 19),環境倫理若要受到重視,必須能夠有可行性,那也就是說,它必須是相干的,換言之,若想要把減少自由的管制強加於某人(而且,依定義,乃要求減少個體運作道德判斷的需求),則唯有「倫理行為」會欣然地願意把他人的權利、需要與福利列入考慮。它不是某種單純地面對法律、管制或規定之壓力,並加以回應的行為。
d.果爾如是,生態旅遊既然是一種活動,而這種活動如果要能對自然環境的保存有所助益,那麼,它就必須擁有特定的活動方式和活動力,然而,此一活動力的力源在那裡,其實只能就一哲學立場或哲學進路加以究明。或者,如Wearing所指出(Wearing and Neil, 2000: 18),透過生態中心的資源管理傳訊可知,假如目前的經濟成長和資源使用的模式和趨勢仍然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可以斷言現代科學和科技無法防止環境的惡化。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哲學、政治、經濟上的改變,以便確保永續的人口可以與其環境維持平衡地存在——哲學運作在這一脈絡中呈現了它的第二個運作意義。
e. 更重要的是,Wearing引介了Hardin的看法(Wearing and Neil, 2000: 17),Hardin指出,所有我們所共通擁有的資源,有可能被過度開發。沒有人有意願為這些資源負責,因為它屬於每一個人的,沒有任何個人會願意獨自保護它。把這種理念運用到旅遊上,他暗示,每一個觀光公司都會試圖極大化其收入,那麼它們便會被迫在一個有限的資源系統中,無限制地「增加它們的羊群」(以增加遊客的數量來增加其利潤)。Hardin認為要控制這種沒有紀律的開發,所需要的是節制的(temperance)態度,而不是禁令(prohibition)。但是,「節制的態度」是如何出現的呢?這又需要有適切的哲學探究了。
2. Wearing的洞見容或為讀者保留了許多想像和爭議的空間,畢竟,「在這個多面貌的世界裡,許多事物的意義有賴於我們怎麼去看待它」(Wearing and Neil, 2000: xiv),是此,如果哲學就是人對自身生命最深邃的反思和洞察,那麼,無疑的,生態旅遊活動所根源的內在動力,特別是有關環境倫理的推動,都需要某種哲學辯證的豁醒!這或許就是Wearing提及哲學觀點的深意吧!
b. 生態旅遊是自然─基礎的(nature- based)︰生態旅遊並不只局限於相對地不干擾自然區。生態旅遊同樣可以更新(rejuvenate)自然(註七)。人類的活動可以恢復惡化的地區,我們可以循此例將生態旅遊加以分類,它明確地對環境和地方社群的直接利益有所貢獻。當旅遊者旅行到這些地區時,有某種倫理的原動力(impetus)使他們自願為環境提供服務。
d. 生態旅遊扮演了某種教育的角色︰生態旅遊者通常表現出強烈想要熟識其欲接近之自然的某種欲求。所以,透過自然現象本身的相互關係和概念意義的解釋,而把重點置於自然的欣賞、教育和解說之上。不像其他旅遊形式,對它們而言,自然是可有可無的,而生態旅遊則依賴自然,包括旅遊者有意願滿足由於與自然環境互動所衍生的某種教育需求。因此,生態旅遊的營運者可能會被期待提供某種恰當層面的環境和文化上的解說,通常它是透過雇用優質的嚮導,以及在旅遊之前和旅行之中供應環境的資訊以進行之。此一教育角色指涉的不僅是旅遊者自身,也指涉了旅遊業營運者和地方社群︰需要散佈進入脆弱社會和生態景緻中正確行動的訊息給旅遊者,逐漸被承認是旅遊業營運者的責任之一。透過他們的積極參與,生態旅遊者被教育去了解自然和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3) 除了這四個要素之外,Wearing也提及了一些生態旅遊的特色︰
a.生態旅遊是一種選擇性旅遊(alternative tourism)(Wearing and Neil, 2000: 3)︰就一般的意思而言,選擇性旅遊可以寬泛地界定為設計成與自然、社會和社群價值相容的旅遊形式,它允許旅遊地主人與訪客享受積極而有價值的互動,並共同分享其體驗。Mieczkowski曾嘗試以選擇性旅遊為主,為旅遊作一分類如圖四(註八),由這一分類可以看出,AT和CMT之間有一些重疊處,其主要分類依據在於範圍和衝擊特性,如是,不能完全突顯生態旅遊的獨特性,而且,生態旅遊的其他特色有可能被忽略。
旅遊
-
-大眾旅遊
-
習常的大眾旅遊(CMT)
|
|_
_標準的大眾旅遊
|
|_
_大型的大眾旅遊
|_
選擇性旅遊
-
--文化的旅遊----
|
(AT)
|__
________教育的旅遊______
|
|__
________科學的旅遊______
|-
------
-
自然旅遊或生態旅遊
|__
_______探險的旅遊______
|
|
|__
________農鄉的旅遊______
__
__田園旅遊___
_|
|_
__農莊旅遊___
_|
|_
__牧場旅遊___
_|
(圖四)
b.生態旅遊是一種自然─基礎旅遊(Wearing and Neil, 2000: 5)︰自然─基礎旅遊有幾個向度,所有到自然區旅遊的形式不必然是生態旅遊,但是藉助於對自然─基礎旅遊的理解,我們發現了一種「低─衝擊的旅遊(LIT)」(low-impact tourism),它是某種特殊的旅遊形式,可以加強我們對生態旅遊之自然─基礎的理解。
a) LIT是被供應─驅動的(supply- driven)(註九),這種活動只有在同時具備了夠多的訪客與文化和物理環境時才能遂行。它很明晰地關注於社會衝擊、經濟發展與城鄉和旅遊地各種場所的自然管理。成為供應─驅動者,LIT把旅遊發展的管理和管制安置於城鄉旅遊地的掌握之中,而非仰賴以需求─驅動作為理論基礎的旅行或觀光(tour)營運者。因此,基本上的考量是,LIT不會使涵蓋它本身的文化惡化。
c) LIT的原理乃強力地與生態旅遊結合,但是,重要的是,LIT沒有明確的場所(location)。不管它是在偏僻熱帶雨林,或特殊的可可種植地,LIT主要關注的是旅遊經驗對場所的衝擊。很重要的一點是,LIT不必然在未被干擾的自然區進行,反之,生態旅遊一般而言卻是。
c.生態旅遊是一種永續旅遊(Wearing and Neil, 2000: 5-6)︰自然環境是生態旅遊的核心,自然區的保存和永續資源的管理因而是生態旅遊之企畫、發展與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世界旅遊組織指南指出,永續旅遊只能在主要旅遊設施的容受力被管理,並因而透過效果設計和操作控制系統而獲得重大改進時才能進行。這些研究和管制將構成長期的、地方旅遊管理策略和企畫的基石,它也需要旅遊之私人部門、地方社群與旅遊者接受其改進的有效看法和合作。總之,正如Butler簡明闡釋的︰「假如生態旅遊損害了自然資源,則它就不是生態旅遊了」(註十)。
4) 經過前述分析,Wearing也給生態旅遊下了一個定義︰「生態旅遊可以描述成某種低調的(low key)、最小程度衝擊的、解說性的旅遊。旅遊中,對所造訪的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保存、理解與欣賞乃被契及。它是旅遊的一個專門領域,涵蓋了在自然區域旅行,在這些區域中,人類的表現微乎其微,而旅遊者的體驗表達了想要滿足環境、社會與/或文化教育之需求的明晰動機,以及透過造訪和體驗這個自然地區所獲得的覺醒。」(Wearing and Neil, 2000: 3)
b.或者,如Wearing所指出(Wearing and Neil, 2000: 18),管理本身是人類的概念,自然為什麼要接受人類的管理?管理保護區難道不是一種對自然的干預嗎?我們到底要保護誰?事實上,當Wearing推介此一思索脈絡時,他並沒有觸及其中隱含的更嚴重問題。簡言之,循著這一種脈絡思考,必然會衍生這樣的深層問題︰身為管理者的人類本身難道不需要被管理嗎?換言之,除非我們預設人類本身是自律的,否則管理需求的層級將會遭遇無限後退的困擾!而事實上,人謀不臧的事層出不窮(註十二),這才是管理面對的真正難題。
d. 簡言之,綠色的邏輯正是我們思考生態旅遊,或者提供相關判斷的一個思想內在運作原理。是以,雖然商業交易和生態旅遊都有「經濟發展」的訴求,然而運作於人內部的「綠色的邏輯」決定了生態旅遊活動不同於商業交易活動的「經濟發展」目標、型態和手段,換言之,正因為具足了這種「綠色的邏輯」,並且在生態旅遊活動中體現了這種「綠色的邏輯」,生態旅遊才真正成其為生態旅遊!如是,依據這種具足和體現的特質,我們可以說,生態旅遊乃是一種「發生在人內部的活動」。
a. Isaak在他的著作《綠色的邏輯》第四章「生態邏輯論」,針對這類提問回應了若干想法(Isaak, 1999: 110-3)︰(i) 首先,他在「世界及其永續和非永續」議題的探究中,依循「永續」的脈絡提出了一套存在/生存觀(屬於世界觀的次級概念),於其中,他甚至認為「永續」就是整個生態發展的第一原理;(ii)其次,他在「由永續導出的倫理」的探究中,試圖論證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發展導出的行動——其想法的內在推演結構可以圖示如圖一;(iii) 其三,他針對倫理本身做了一個推演,可以重構如圖二,而以之解釋︰若要反擊破壞事物的entropy,則需要施行公共性規則或社會倫理,然而,它們都超越了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和個體的自由,因此,公共性規則和社會倫理的施行規範都不來自於個體!那麼,來自於那裡呢?Isaak指出,由「集體傳統」(collective tradition)發揮的作用看來,乃來自於生命共同體;(iv) 其四,他主張社會和政治激素會傾向於激發倫理和永續的發展,其推演可以重構如圖三。他以個體為基點,從個體的行為規範可以促進行為調適的社會合法化樣式的形成,來說明社會和政治激素何以會傾向於激發倫理和永續發展。
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展導出的行動
永續發展則是一種由反擊 entropy 和考慮長期系統性影響所導出的行動
───────────
∴泋倫理行動是一種由反擊entropy和考慮長期系統性影響所導出的行動
(圖一)
個體倫理之特性是善和正義
善和正義又集體受生命共同體所規範(傳統)
───────────
∴泋個體倫理之特性乃受生命共同體所規範
(圖二)
倫理化的激素會促進集體學習
集體學習是調適行為合法樣式的社會作用歷程
───────────
∴ 倫理化的激素會促進調適行為合法樣式的社會作用歷程
(圖三)
b. Isaak的推論中潛存著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釐清,然而,為了說明生態旅遊乃是一種「發生在人內部的活動」,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先行釐清。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展導出的行動?第二個問題則是,個體之倫理激素又是如何得來的?
a) 關於第一個問題,Isaak在第四章論述「人類︰無羈絆的操控者」議題時所作的探究和說明,可以說就是為其基本預設「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展導出的行動」所作的人性論上的說明。扼要言之,他可能由現實和潛能兩個側面來思考人性,就實然上說,人性皆好利自為(《韓非子》語),所以,人有可能天生就是一名破壞者,即使人能從事環境的保全工作,也是偶然的。但是就可能性上說,透過各種激素也可能激發人性中的「倫理特質」,而使人類成為真正的環境保全者,甚至將環境保全事業轉型成道德行動。
b) 此中的深意在於,要激發人的倫理特性,那麼特定激素的獲得就是先決條件!在這裡,Isaak便主張,永續發展便是提供這些激素的必要和最佳途徑!這也就構成了他整篇論述最核心的洞見——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展導出的行動。
c) 但是,讀者仍然要質疑的是,人的「x特質」,譬如,「倫理特質」,既然是人的特質,何以不能自然流露,而還有待「激發」呢?Isaak其實並沒有針對這類問題提出很好的理由加以說明。因此,可以設想的是,除非(unless)Issak所謂的人性——「人的x特質」——並不是某種人類的實際屬性(property),而指的是伴隨著人類的(i) 存在樣態;(ii) 存在樣態的變動;(iii) 軀體活動(含「心智活動」)等等所呈現的某種顯現性!果爾如是,此說就能成立!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解讀,唯有如此,人性的發揚才有待各種激素來激發,而「倫理行動是一種由永續發展導出的行動」,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c. 簡言之,無論是就人性的洞察或體現,或者是就「意義或價值諸群集的古原型」的領會和把握而言,那都是生命內在的活動。進而言之,就生態旅遊而言,這些活動的實質意義,其實就是以這些生命的內在活動作為必要條件的涵義,換言之,沒有這些內在活動,就沒有生態旅遊。循此,我們可以說,生態旅遊乃是一種「發生在人內部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