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期　台灣本土生態理念的關懷

 引論：生態學落實於台灣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的理念與行動


 汪靜明


 　壹、前言


 　　西元2000年，行政院國科會與教育部委託我及呂光洋教授主持「永續發展環境教育種子教師國外研習計畫」。在暑假的一個月期間，我們六位教授及 二十位學員，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第二生物圈中心（Biosphere 2 Center）共渡了炎熱且熱情的研習；其中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朱建民教授的適時出現，開啟我深奧的哲學視窗，令我迄今仍然徘徊在外，不敢輕言在哲學家面前談所謂的愛智之學。這回朱教授有意規劃的通訊，似乎想要引領我這位參與生態學、保育與教育的人，進入他專長的應用倫理研究領域，好給我適切的哲學開示。


 　　朱建民教授在通訊函中，從我的學習歷程與工作經驗，直接了當的說：「靜明兄曾經在西方接受生態學的訓練，西方的這一套是否能移植到台灣來。其中是否有一些因素要特別注意的呢？這些方法可以透過何種管道和方法來推廣？」「在您心目中，有沒有合乎台灣生態、環境管理、環境教育的一套想法？在這些想法裡有哪些重點，如何推廣呢？」。朱教授除了哲學素養外，多年來在行政管理上亦有豐富成熟的實務經驗，他問到：「對台灣生態與保育現行的體制與架構(包括官方或民間的)有何看法？是否有可以改進的空間？」此外，他也提出「就您而言，國內之生態工法在理論與施行之間是否有落差？」，以及「您對生態解說的理念與施行的關鍵重點是什麼？」兩個問題。很顯然的，在台灣永續元年的生態思維中，他抓到了有關生態工法與生態旅遊兩大議題及其相關連的生態解說課題。


 　　朱教授在通訊函中，很儒家的說：「很高興您願意為我們回應一些問題，也代我們的讀者向您致意。形式不拘，希望靜明兄能盡情抒發己見。」因此，對於這種哲學家的命題與探索，我謹以個人的生態學習歷程、生態觀點演進及生態教育推廣實務案例等面向，表述為我對生態學落實於台灣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的理念與行動之告白。本文嘗試依朱教授的問題導向，跳脫制式章節框架，以通訊方式簡要回應如后。


 　貳、生態學訓練在台灣之應用與推廣


 　　朱建民教授問：靜明兄曾經在西方接受生態學的訓練，西方的這一套是否能移植到台灣來。其中是否有一些因素要特別注意的呢？這些方法可以透過何種管道和方法來推廣。


 　　我在台灣師大生物學系期間，修習了許多動物學、植物學，也選修了呂光洋教授自美返國於西元1979年第二次講授的動物生態學；那時生態學在台灣才正要發展，而全台灣相關大學課程極為有限。大學畢業後，我到美國Iowa State University動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及動物生態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習了許多生態學相關課程，也完成了碩士與博士論文研究。我經過許多生態學大師的嚴格訓練，這對於我在台灣能夠持續參與生態研究、生態保育及相關教育的推廣幫助極大。


 　　生態學（ecology），在本質上是研究生物與環境在時空中互動關係的一門學問。從生態學觀點，物質、能量、時間、空間與多樣性，都是動態演替與交互影響的資源。生態學可以焦點出物質、能量在時間與空間裏的變化；當同樣的物質與能量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它的意涵、價值、互動與演替方式就會不同。因此，在不同國家地區與時代背景，有著不同的環境資源、環境變遷，也就會有演替的環境生態以及因應的環境管理對策。依據生態學論點可以理解的是，東西方因為時空與文化等因素，社會大眾對於環境的資源價值、生態關聯及倫理觀念，多少有某些共通性，也存有某些差異性。生態學的發展與推廣，除了有助於人對於自然的探索與了解外，更可貴的是建構在一種動態演替的生態平台上，有了這種相對共通的生態資訊平台，提供不同時空的社區來考量環境內涵的物質與能量、時間與空間、多樣性與整合性等多重意義。我認為生態概念透過學校或社會的管道融入於相關領域，都可以在情意的生態倫理、認知的生態理解、以及技能的保育行動上，有著深層滋養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生態學的觀點與論點，除了生物與環境兩大主體外，特別強調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全球各地區的生態特性或現象，有其共通性，亦有其獨特性；各地區獨特的生態特性及其問題，並非都完全相同，而且常會隨時間而有不同變化。我在接受生態學的訓練中，除了基礎的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族群生態學、群集生態學、污染生態學、資源經營管理學外，我也被教育針對經營管理的生態系統與目標族群，進行個案的深入專研。如果我們能掌握環境生態系統的結構特性與功能指標，就可以應用生態學原理在不同地區的環境生態管理。換言之，生態學理論，是可以跨越地域與時空而應用於相關的生態議題研究與管理措施，也就可以應用於台灣的生態研究與保育。


 　　環視台灣地區的環境，從自然的森林、湖泊、草原、溼地、海岸、到人造的水庫與城鄉，都與河溪的脈絡，有互動的生態關聯性。因此，我在美國進修生態學期間，特別加強河溪生態系統及其棲地管理的專研。西元1980年代，台灣的生態保育，主要著眼於野生物的物種調查、族群分布、行為習性，以及瀕臨絕種生物保育，少有以生態系統與棲地生態為核心的研究與管理。為此，我在博士畢業的隔年（1990年），在行政院農委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台灣省立博物館的支持下，配合河川生態展覽，以台灣的題材，撰述了《河流生態》概論，並於1992年進一步嘗試將多年所學的生態學理論撰寫為適用於台灣的《河川生態保育》專書；而後我嘗試透過不同地區生態保育議題的個案研究，逐步從台灣河川生態調查、指標生物及其棲地生態研究與改善、生態基流量保持、生態攝影紀錄、生態資訊整合、生態旅遊、生態工法等面向著手來推廣。很慶幸的是，我當年的西方生態學訓練，在近十多年來政府、學界與民間的支持下，我是以生態紀錄與研究為基礎，生態保育為導向，透過多元管道與許多夥伴分工合作，推動了生態攝影、生態解說、生態哲學、生態旅遊、生態工法等環境教育相關工作。


 　參、生態研究、環境管理與教育之整合與應用


 　　朱建民教授問：在您心目中，有沒有合乎台灣生態、環境管理、環境教育的一套想法，在這些想法裡有哪些重點，如何推廣呢？


 　　試觀目前台灣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運動，不管是抗爭也好，論文研究或課程發展等也好，我們發現多是呈現切割的狀態。例如：從事哲學的人，多侷限在哲學領域；從事研究的人，多侷限在研究領域；從事管理的人，多侷限在管理領域；從事環境教育的人，多侷限在教育推展的方法。因此，基本上在台灣，我們很難看到一個有計畫、完整的多方面思維，可以充分反應出教學、研究、服務的整體面，把從社會到學校、從環境到社區、從自然到環境，聯結成一個如同網狀的關係。


 　　我從廿多年前擔任國中老師開始，為了要落實整體面的教學理念，我指導學生創辦了國內第一個正式以國中生為主體的生物科學研習社，引導學生親山近水的生態學習，當時亦獲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聘為國民教育輔導團生物科輔導員，協助有關的教學設計、活動規劃、戶外教學、教學評量及科展評審等工作。在這些過程中，我發現其實各個領域都是呈現切割的狀態，每一個環節之間似乎是互不相通的。因此，為了把生態研究、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推廣整個聯結在一起，我在進入科博館之後，辦了非常多相關的活動，同時慢慢在探討有關社會環境教育的理念，嘗試把這些理念之基礎概念做一有系統之匯整與分析。在這段過程之中，我發現到台灣的生態、管理與教育常是在分割的情況下進行資源分享；而有關的哲學理念、策略方法、保育教育，也常未整合落實於台灣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的理念與行動。


 　　我常以珍古德（Dr. Jane Goodall）觀察黑猩猩的研究為例，如果她觀察的時間很短暫，所反應出來的東西就會呈現出一種侷限性；如果她觀察的角度是在沒有去親近黑猩猩的情形下，只是以望眼鏡去觀察黑猩猩，也許所看到的角度只是黑猩猩的背後，雖然所反應出來的是事實，但卻無法反應出黑猩猩整體形象的真相。如果珍古德沒有投入長達四十年的關懷與研究，對於黑猩猩的生態就會有盲點，這也會反應在一些不當的保育行動中。因此，我常引述珍古德的名言：「因為了解才會關心，因為關心才會行動」，來勉勵自己對台灣生態的了解、關心與行動。


 　　由此可知，台灣生態與環境管理之所以要形成一套架構，就如同一個人的哲學系統、價值觀，到宗旨、目標、策略、行動，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必須真正了解生態的內涵，明瞭凡事是物物相關、環環相扣的生態道理。因此，政府必須成立一個整合部門來協調分工各相關領域的工作，才能使各領域的意見於充分表達後，仍具行動力來推展相關事物。例如，目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積極推動生態工法政策，於2002年召集了水利、土木、交通、生態、環保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成立「生態工法諮詢小組」，廣納各相關領域的意見，而由中央政府帶頭推廣生態工法，並推展至地方政府及基層單位。近十年來，我嘗試以「環境資源」、「環境變遷」、「環境生態」、「環境管理」等四大重點內容，融入在我持續參與台灣生態研究、環境管理與教育的計畫中；其中自然生態教育資料庫計畫"PROJECT NEED"，以及台灣河川環境教育計畫"PROJECT TREE"，即是透過學校與社會教育多重管道來推廣。


 　肆、台灣生態、保育現行的體制與架構


 　　朱建民教授問：對台灣生態與保育現行的體制與架構（包括官方或民間的）有何看法？是否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台灣生態與保育現行的體制與架構，在官方目前的體制架構方面，主要是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裡面的農業系統，以及相關的水土保持與野生動物保育。在民間的生態與保育架構，主要有以保育物種為主的賞鯨協會、賞鳥協會，及以保育棲息為主的濕地聯盟、荒野保護協會，或是以社區發展為訴求的保育團體，如文山、景美地區的新願景等團體。


 　　如果把生態保育區隔在環境的另一種層面來說，目前生態保育的焦點往往是放在有生命的部分，而理化的部分往往是被放在環境保護系統裡，這種區隔我覺得是蠻可惜的，因為它是區隔的，並非是完整的。其實是環境是包含了理化環境、物理環境、化學環境與生命環境，如：一條河川，它有理化環境、物理環境、及包含水質的部分。我們以目前台灣水環境的問題來說，有水太多的問題、水太少（限水量）的問題、水太髒（水質、水污染）的問題。而目前有關水質、水污染的問題是由環保署來負責；有關水量、溪流量的問題是由水利署來負責；有關水如何利用的問題是由農田水利方面來負責；水中的野生動植物以及生態系統的環境指標生物，則是由農委會等單位來負責，這些都是區隔的。


 　　在一個身體裡面，各個器官都各有其功能，都很重要。如果說把上述的東西都統合在「環境資源部」裡，就像把各個器官統合在一個身體裡一樣，他們會找到一個協調的機制。如果說一開始在架構上把他們區隔開，就會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形，只侷限在一些小議題的問題上，而無法針對大環境的問題。因此台灣現行的生態與保育的體制與架構，需改進的是組織調節的重整，讓各種相關聯的單位在一個統合協調的部門中，經由系統的協調安排而各司其職且分工合作，如此各項生態與環境管理的政策或措施，才能有效統合推廣與分工執行。


 　伍、生態工法在理論與施行上之不同


 　　朱建民教授問：國內之「生態工法」在理論與施行之間是否有落差，您有何看法？


 　　目前生態工法在推行了二年的時間當中，在理論上，其逐漸產生的共識是生態工法有助於台灣生態系統的永續發展。基於參與生態工法領域的人來自水利、土木、交通、生態、環保等不同的領域，因此，他們對生態工法會有不同的看法與觀點；不過，他們都認為生態工法對生態系統要有一個深切的認識。對於水利、土木等工程界而言，在一開始往往會認為生態工法要以安全為基礎；而生態學者所強調的，則是以生態為基礎。因此，在生態工法官方版界定的時候，曾經經過相當廣泛的討論。


 　　我曾在共識形成這方面的討論中強調：「如果生態工法不以生態為基礎，而是以安全為基礎的話，那是防災工程，國內目前已有非常多的防災工程了，不需要再多一個生態工法；如果是以景觀、遊憩為導向的話，那就是清水工程、遊憩工程。」我歸納認為，生態工法的範圍其實包含很多方面，如：防災、景觀、清水、遊憩、生態、保育、教育規劃等。在初期的時候，生態工法的範疇，包含內涵、意義、目標，已經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在一開始推動之時，很多人認為生態工法是用親近自然或是研究自然的方式，但自然的標準為何呢？其實，研究自然結構與功能的一門學問，就是生態學，它是研究生物跟環境的互動關係。在生態工法裡面，所介入的物質能量，對一個系統的演進與發展到底有何影響？這要透過生態的研究分析與調查去了解。


 　　目前在施行的過程裡面，也許受限於施工的進度，而在目前生態工法的推行中，少有施工前與施工後的生態調查評估，去了解生態工程對它所實行的生態系統到底有什麼影響？所以，我們應該要引用環境影響評估的精神，因此生態工法必然在生態評估的過程當中，包括事前的調查研究分析，以及事後的生態效益評估。目前國內在生態工法運用中，實行於施工前中後三階段生態評估之生態工法案例極為有限，迄今僅有大甲溪魚類棲地生態研究及改善計畫之三年生態評估的實證研究。此外，濁水溪上游栗栖溪魚類河川生態研究及魚類保育計畫，目前已進行施工前及施工中之生態研究，而施工後的生態影響，則尚待施工作業配套進行生態評估。


 　　關於生態工法在理論與施行之間是否有落差方面，很多人擔心生態工法是沒有標準的，在生態工法裡面所完成的工程該如何去驗收？驗收的機制為何？其實，生態工法是針對不同的生態系統，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例如：一個河川流域從上游的森林到下游的河口、海洋，它是一個完整、連續的，當然在上游的部分是比較天然、自然、以生態為基礎的，它的特性是比較不穩定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採取的生態工法是以自然的恢復為主，在下游的部分，其生態系統是以人類的生態系統為主，在考量到人類安全的情況下，所採取的「生態工法」就是以防災為主的措施，這就是順應以生態為基礎的理論，同時也才能詮釋為什麼在都會區施行生態工法，需要以保障人類安全為主。


 　　生態工法是否要以生態保育為目標？如果生態工法是基於對生態系統深切認知的情況之下，若有些生態系統是人造的，且並不牽涉生物規範性的範疇（基因規範性、物種規範性、生態系統規範性），在人類的生態系統裡面，就不會有基因規範性的問題。例如：我要建一個道路工程，我要保持生物系統規範性的問題，生態工法主要是了解生態系統的特性、類型、野地趨勢與指標。生態的專家學者要協助生態設計、規劃者去了解他所在的地方是屬於何種生態系統？在將來可能會遇到何種生態演進？如何去知道生態系統在生態工法介入之後，會產生何種反應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指標？例如：在溪流生態系、湖泊生態系、水庫生態系、沼澤生態系、河口生態系和海洋生態系，其系統指標都有所不同，所以要借重生態學家對於生態系統深切認知之理論與實務經驗。


 　　因此，生態工法要因地制宜，要因時制宜。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生態敏感區、生態敏感季都要介入。目前，環評或對生


 　　態工法的調查，與一般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在本質上、目標上是有不一樣的考量的。環評的生態評估，是為了要找出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集體指標，指標的建立有助於對環境的評估。所以，當我們做了很多觀察卻不足以反應出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時，那只是耗時、耗力、耗經費，並沒有反應出生態工法所建構生態基礎的知識。


 　陸、生態解說之理解內涵與施行要點


 　　朱建民教授問：您對「生態解說」之理念與施行的關鍵重點是什麼？


 　　生物跟環境的互動，在時空之互動關係的情況下，生態解說的關鍵重點就是要反應出在環境中的（生命）與他的環境（生物環境、非生物環境），及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如果今天生態解說只是物種的介紹說明，嚴格來說，這是一種生物解說，而非生態解說。傳統的植物辨識、鳥類辨識、昆蟲辨識，是生物解說的代表範例。當賞鳥活動不只包括了鳥種的鑑識或鑑別，同時還能說明鳥的棲息環境、遷移的路線、食物來源、及遭受肉毒桿菌死亡的原因，把生物跟環境的來龍去脈、生老病死之間的關聯性、循環性、整合性、多樣性都能夠做個詮釋及解釋說明時，這才能稱為是一種「生態解說」。而建構在這種理念的情況下，人們對於這塊土地的倫理，便會影響到他的生態哲學、環境價值觀、環境知識與環境行動。


 　　因此，生態解說不要只侷限在環境主體的本身，而要反應出環境、事件與議題裡面主體與主題之間的關係（或環境、主題及其主體、指標間的關係）。例如：碰到水污染的時候，黑面琵鷺的生態解說、櫻花鉤吻鮭的生態解說、台灣黑熊的生態解說，應該含括了森林、溪流及人文生態區。黑面琵鷺的生態，包括了其與河口、溪地、魚塭、鹽田、市場之間的關係，而彼此互動的關聯性，都是生態解說應該顧及的層面。


 　　我們可以肯定目前所有關切台灣這塊土地、環境、環保及生態保育團體的貢獻，我很希望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就如同每個物種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般，沒有所謂的好與壞，只有在規劃、推動的過程裡面，我們如何將這些民間團體、社區學校、政府管理階層、研究者、推廣者及所有分工的參與者，能夠做一個很好的分工、合作的網絡聯結，這才是我們理念施行的重要觀點。我們不必去評價任何的民間機構、團體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就如同每個物種在其生態系裡，都有共同的生存價值、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我很確定國內有關環境、生態保育的民間團體，正逐漸陸續的成立，並凝聚出推動的力量。從生態觀點來說，這些集合的力量要有宏觀的視野，才能使生態解說或生態旅遊等理念永續推動。


 　柒、結語


 　　我是大自然涵養及親朋好友幫助成長的人；目前從事生態學研究與環境教育工作。我的環境觀點，在大自然與人文環境中發展；而環境教育方法，在教育與生態哲學裡改進。


 　　我於西元2000年闡述個人目前對生態觀點的註腳：「在從前與今後的時間，在家鄉與異域的空間，在自然與人文的情境，在意識與形態的感受，我的環境觀察與論點，都進行著有方向的生態演替。這種相對的生態觀點，不是流行暢銷的有價物質，卻隨時在多樣的環境中，幫我轉換成生態教育的多元動能。」環境教育的哲學理念，是建構在「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動」。我長期從事環境生態保育工作，並將深層環境教育概念與台灣許多地方的生態保育與鄉土文化團體交流，致力於台灣生態文化的紮根與推廣。


 　　我從小就喜歡觀察自然與探索生命，迄今一直存在著這份恆毅的執著，而這也是我持續從事台灣環境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的環境信念。回顧從小迄今，我不斷在學校與社會場域、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學習通識與專業，並交互扮演學生與老師的角色。自大學以來，其以「生活即教育」、「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努力用功，學以致用」為座右銘，並以「活到老，學到老」、「做中學，學中做」、「教學相長」等理念，來落實群我互相終身學習與永續發展的環境生態保育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