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 - 哲學研究所 - 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第26期　台灣本土生態理念的關懷建立用水的新倫理金恆鑣　　尊重生命的原則：污染地球的最終責任不是破壞環境的科技，而是污穢的人心─粗心輕率、視而不見、歧視冷漠。污染的人心製造污染的環境。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地球上沒有水可以說是不會有生命；沒有淡水，陸地便荒涼一片。因此，人類想知道太空的其他星球有無生命存在之可能性的時候，也往往想收集那些星球有關水的資料（Goldsmith and Owen 1992）。　　過去二個世紀以來，全球的每人用水量增加得很快。例如，1800年，1900年與1980年的平均每人的年用水量分別為254，396與824 m3，這些用水量隨著時間幾乎以倍數成長（Abramovitz, 1996）。台灣1997年的用水量（50億噸）為1976年（20億噸）的二倍半（李建中與李至修，2001）。　　用水量大增的主因是人口數的大量增加。兩世紀以來，全球人口量自1800年的十億，1900年的16億，到2000年的61億，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間便增加了36億人（Engelman, 2001等）。台灣的人口，在1960年尚不足五百萬人，在2000年已超過二千萬人。　　人口量增加，糧食需求量便會增加，農地面面積也要增加，農作物用水需求隨之增加。加上生活水準提高，於是人類不得不開發新的水資源，變本加厲的取用原為全球其他生命也需要的水。1950年的全球穀物產量為6.3億噸（當年人口量為25億），到了2000年已增至1.84億噸（人口量為61億）；1950年的稻米產量為一億噸，到了2000年為4億噸；植物性蛋白質重要來源的黃豆生產量亦同步劇增，從1950年的約2千萬噸，到了2000年的18千萬噸（WWI, 2002）。這些增產的糧食，主要是靠人為設施的輸水與灌溉之供應，次要是農業生產科技的進展。人類獨佔全球的可用淡水，隨意使用且不顧其他生命的棲息環境的水供應，自然界極多樣的水域生命遭受到史無前例的大壓力。　　目前農作物的增產的原因之一，是不斷地靠著加蓋水壩與水庫、提高自然河堤、增加輸水設施與地下水的抽水工程。農業活動所需的用水量遠比其它（如工業或民生）用水高得多。全球農業用水量佔總可供水（地表水＋地下水）量的65%，工業佔22%，而其他民生用水佔7%，流失量佔6%（Postel, 1996a）。美國的農業用水量佔全部用水量的83%（Rogers, 1985）。台灣的農業用水量佔全部用水量的78%（黃金山，1991）。　　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全球每年有一千座大型水庫加入提供用水的行列（Postel, 1996b）。美國在二十世紀已有80,000座水壩與水庫，中國大陸截至1975年止，已有84,000座水庫。建造中的長江三峽大壩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工壩。這些水壩的存在劇烈地改變河川水的物理與化學環境，衝擊水中生物的生存、繁殖與演化。埃及尼羅河在建阿斯旺（Aswan）高壩前有四十七種商業用魚，建壩十年後只剩下十七種（Postel, 1996a）。　　另外，人類也抽用了大量的地下水，抽用量遠超過自然補充量。亞太地區的飲用水，平均有32%取自地下水（Sampat, 2000）。台灣的總用水量中也有30%是抽自地下水（黃金山，1991）。大量抽用地下水造成的生態（如水域的生物多樣性）與環境（如水文循環改變及水污染）問題更是鉅大、長遠與難以解決（Sampat, 2000）。　　人類許多活動，並未刻意考慮到將對水體及其內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傷害。例如農墾，伐木造林，養殖業（家禽、畜牧與水殖），都市化與工業區（不透水路面，地下排水管、污水處理），改變大地區的水文過程與水質變化，進而影響水域生態過程。全球許多河口三角洲平原，因為河川上游建了太多水壩的緣故，物種多樣性大量的喪失（Postel, 1996b）。　　人類若非靠河川蓄水及抽地下水的各種工程設施，勢將無法維持人類目前的糧食生產量。而許多工程設施的供水設備，在使用效率上偏低，這也是造成用水量居高不下的因素。效率偏低的一個普遍原因是有大比例的水，在運水與蓄水時漏失。例如灌溉水系統未能確實設計及妥善管理，從取水口到灌溉的田地的輸水過程中，有些情況的漏水可多達六成（Postel, 1992）。　　人類取自自然資源的觀念一直停留在能取得多少便用多少的地步，取水與用水的概念也是如此，等到水量不敷使用（及浪費）之時，便想盡辦法開發新水源，於是水庫與水壩越建越多與越大，地下水越抽越多，抽水設備也越深入地下。人類已完全忘記生命源自水域，然後在陸域演化出上千萬物種的自然現象與過程。　　我再以最近兩年的春末夏初出現國民缺水（或早災）的問題與管水者的對策為例子，思考我們的社會目前所秉持的「用水倫理」。首先定義「旱災」與「缺水」。旱災是指人缺少可用的水。其實那是久旱不雨的結果，這是氣象的「乾旱期」，至於乾旱是不是災，那要看指的是對人類而言，還是對其他生命而言。但是，去年（2002）的春夏乾旱期間，我屢次到野外調查植物是否有缺水的生理現象。結果發現，自然野域的樹木並未有凋萎與枯死，而地面也未有乾裂的現象。倒是水田（非已自然的地面）有乾裂現象。有趣的是，去年7月的相思林，花開得反而比往年燦爛繁多，這是我十年來觀察到的異象。這個在乾旱發生後的相思林大量開花，自然有其生態上的意義，不過缺乏學者去研究。有的生態學者指出，樹木大量結實是延續物種繁殖與擴散的策略。　　其實，缺水是管理問題，因為降雨量是人力無法左右的，所以「缺水」其實等於管理不善。至於是哪些管理不善造成的，作者認為已超出本論文的內涵，故不擬在此討論。　　回到缺水的社會問題。每當出現水不夠用的時候，管理者的短期策略不外乎是限制供水量、分區供水、定時供水、抽地下水，並限制用水方式（如水稻田改種需水量較低的作物、管制草坪、洗車與游泳池用水等方式）。這些策略雖然收到立竿見影的若干短暫效果，國民也度過了供水不足的日子。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一段缺水期間確實讓國人理解到水不是「取之不盡與用之不竭」的資源，也體認到水的重要性，更認知這個缺水關口並非真正的很難度度過。管制用水造成的不方便尚可承受。　　令人扼腕的是，政府並未利用國民好不容易略為養成惜水、省水與重複用水的習慣，並未趁機鼓勵國人要持續節約用水的好品德。因為在數個星期之後的幾場大雨，水庫進了帳，水庫水位上到夠高的時候，管理單位便宣布取消一切缺水時的省水措施，用戶名正言順地恢復奢侈浪費的用水舊習慣，把前幾個月的省水習慣拋在腦後。管水單位的供水政策是儘量蓄滿水庫的水，除非豪雨帶來太多的雨水，有衝垮水壩之虞才洩洪。管水單位的水資源管理，以「蓄水─供水」為唯一考量，不顧其措施是否衝擊到野生命。　　然而，我們要體認到河川之水並非是人類的私產，是與河川水生命共有的資源。人類抽用了河水，建了水壩，河川截彎取直，超用地下水，那麼河川與湖泊內的生命便無持續供應的水可用，面臨生存的極大壓力。　　因此，用水者的最低標準的「用水倫理」是保護水源集水區的自然環境，節省用水，有效率的使用水，不污染水域（尤其是地下水層）。而供水者在管理水庫上應儘量採用各種方式，例如採用技術面的工程學（如採用生態工法），經濟措施（從獎勵節水到以價制量，如採用浮動水價），制度與政策（從立法管理水污染到貫徹執法）等，只供應國民所需之最低需水量。雖然這樣會造成消費者生活的不便，但以不嚴重妨礙消費者的生活及身體健康為供水原則。水庫之蓄水（或抽用地下水量）原則是儲到剛剛夠用，將超過此限度的水，隨時排放，還給河川、湖泊與地下水層，讓其中的生物能使用人類「節省」（非多餘）的水，達到共享水源的倫理。　　總結的說，所有的生命，從生活在沙漠到湖泊內的生命，都需要適量的與高品質的水才能生存。當我們從水庫、湖泊、河流及地下水層取用這些水的時候，別忘了這些水源也是其他生命的水源。共享水源，杜絕浪費，提高用水效率及避免污染，這四項是人類起碼的用水倫理。　　因此，要有足夠與清靜的水可用是管理問題，要達到保育生物多樣性與有可永續的利用自然資源，必得涉及的生態是倫理問題，若偏廢任何一項，便造成生活與生態的失衡，違背了永續經營的理念。　　最後，我們應省思人道主義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所提出「尊重生命的原則」。他強調「污染地球的最終責任，不是破壞環境的科技，而是污穢的人心──粗心輕率、視而不見、歧視冷漠。污染的人心製造污染的環境。」（Fox, 1984, 2001）。　　參考文獻　　1. 黃金山（1991），「台灣的水庫及水資源開發與利用前景」，《水庫集水區經營研討會論文集》，頁2-1至2-26，農委會出版。　　2. 李建中與李至修（2001），「水資源之供需與開發利用」，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析）091-013號。　　3. Abramovitz, Janet N. (1996), Imperiled Waters, Impoverished Future: The Decline of Freshwater Ecosystems, Worldwatch Paper 128, March 1996,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4. Engelman, Robert, Brain Halweil, and Danielle Nierenberg. (2002), Rethinking Population, Improving Lives, Chapter 6, State of the Word 2002, ed. Linda Starke, 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U.S.A.（中譯本：《2002世界現況》，看守台灣研究中心譯，出版）＊　　5. Fox, Michael W. (1984), One Earth, One Minds, Malabar: Krieger Publishing.＊　　6. Fox, Michael W. (2001), Bringing Life to Ethics: Global Bioethics for a Human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Y., U.S.A. ＊　　7. Goldsmith, Donald, and Tobias Owen. (1992), The Search For Life in The Universe, Second Editi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U.S.A. 　　8. Postel, Sandra. (1984), Water: Rethinking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Scarcity, Worldwatch Paper 84, December 1984,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9. Postel, Sandra. (1996a), Dividing the Waters: Food Security, Ecosystem Health,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ecurity, Worldwatch Paper 132, September 1996,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　　10. Postel, Sandra. (1996b), Chapter 3: Forging a sustainable water strategy, pp. 40-59, State of the World 1996, ed. Lester Brown and Janet N. Abramovitz,.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U.S.A. ＊　　11. Postel, Sandra. (2000), Chapter 3: Redesigning Irrigated Agriculture , State of the World 2000. ＊　　12. Rogers, Peter. (1985), Chapter 9: Fresh water. pp. 255-298, The Global Possibl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New Century, ed. Robert Reprtto,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eaven, U.S.A. ＊　　13. Sampat, Payal. (2000), Deep Trouble: The Hidden Threat of Groundwater Pollution. Worldwatch Paper 154, March 2000,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　　14. WWI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2), Vital Sign 2002: The Trends that Shaping Our Fu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U. S. A. ＊　　＊號部分為作者有的書籍，歡迎讀者來借閱，電郵hbking@serv.tfri.gov.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