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期 SARS 倫理 社會 防疫破洞，暴露醫護教育缺失 黃崑巖
緣起
這次的疫情暴露了從醫護教育到醫院管理，尤其是院內感控機制和國家處理危機能力薄弱等問題。筆者主持台灣醫學評鑑委員會（醫評會）並兼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醫教會）常委兩年來，曾對這些問題撰寫報告及各類文章做不少建言，且有一白皮書提呈教育部，但政府之步調有如牛步。這次中國時報惠允篇幅對醫護教育之重要缺失作較為深入之剖析與介紹，意在把握ＳＡＲＳ把我們從自詡之夢喚醒的機會，以免幾旬一過，引燃的改革醫護教育火種，又被政治口水熄為死灰。
一、概觀
ＷＨＯ稱健康為基本人權，意義深遠。人的疾病是跟著人類一起演化的，現代人的學名是 Homo sapiens，究其語意，指的是會思考的聰明人。人類異於禽獸，他思考、要生活，不只求生存，而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既然如此，醫學自然成為生活的基本需求，國民健康成為政府是否賢能的尺度之一，而人民對醫護人員的素質就有了特殊的期待。
在上古時期，疾病被歸因於魔鬼的詛咒，治病自然要靠巫師。在中世紀疾病被認為是神對罪惡的處罰，所以瘟疫成為天罰，治病必須依靠宗教。但文藝復興使人本主義甦醒，人潛心於梳理宇宙與自己存在的意義，科學與實證主義應聲萌芽。醫學受科學求知精神的浸淫，探究疾病的態度和診療病人的儀器開始科學化，到了十九世紀，醫學已經脫離了迷信的範疇。
但醫學再科學化，對象終究是人，不是能單靠數據公式處理的發電機或電腦，更不是器官的組合。病人是有血肉、有情緒、具有不同身世與人際圈的有機體。疾病在不同的人能有不同的表徵，更因病人背景的不同而衍生難以預料的人際問題。如果醫師與護士在面對病人時要能冷靜地把這些因素與病情渾然一起考慮，必須有深厚的科學知識、看病的技能、人文修養、價值觀與憐憫心。因此，醫學一直被認為既是科學又是藝術。這觀念，在科技發達的今天益顯得重要，因為有關生命的新問題，要有新的倫理原則來釋疑。筆者鼓吹醫護人員必須先學做人，要把人性帶回醫療，原因也在此。
但學做人得始於家庭與社會，也靠學校的教育，而大專是學校教育收尾的機會，目的在把學生提昇到另一境界，塑造成為能終身學習與造福社會的知識份子。大專院校與家庭社會一樣，不該專注於傳授職業技能，這種職業導向的教育會使社會變得庸俗，也難造就知道把知識放在刀口的精英。這種哲理在醫學教育中特別重要。廿世紀初，美國醫學仍落在歐洲諸國之後。Flexner受卡內基財團之託研究原因，於一九一○年發表了名留青史的Flexner報告。報告裡最重要的建議，在提昇醫學系入學標準，力主醫師須先有紮實的大學一般教育，再受專業教育。他也認為要高中生選擇醫學生涯有點太早。這報告一出爐，當時全美入學標準曖昧的醫學校皆聞風而倒，而美國幾一夜之間成為醫學王國，Flexner之入學標準，及後醫系的觀念在美國經歷百年吃立不搖，澳洲等地還正起步效法中，美國醫學院的入學不靠一試定江山而須經面談，與我們迥然不同，而他們的醫學教育品質則由六十年前開始的獨立評鑑制度監控。一九九八年，美國教育部因特殊原因，開始評估世界各國之醫學院評鑑制度，這種制度在我國當時根本不存在，立被美國判為「無法相比」，使代表教育部前往答辯的筆者、李明亮及李源德兩教授，頗為尷尬。回國之後，經筆者建議，我國於二○○○年成立符合國際標準之評鑑委員會及評鑑制度，對國內現有十一家醫學院進行深入之評鑑，其水準去年已受美國正式認可。
三年來各校評鑑結果皆有詳盡之 報告，但教育部尚未拿出興革之利刀，適ＳＡＲＳ風暴來臨，等於在社會面前做了與醫評會雷同的工作，它揭開的問題與醫評會所指陳的毫無兩樣。筆者且選擇其中數項，做一系列剖析與建議，以求國內健康人權能獲得顯著之改善。
二、選對學生，先以一般教育洗禮
製造業者很在乎原料的品質，製造過程再好，原料如果不對，將做不出消費者喜愛的東西。醫評會的評鑑與ＳＡＲＳ的考驗，對國內醫學院挑選學生的方法是一個類似的警訊。如果選材不對，教育者再想培育白衣天使，將是事倍功半。
美國醫學院協會的文件說：醫師應具有充分的醫學知識，熟練的診治技術，正確的價值觀以及人性化的待人態度。世界醫學聯盟則說醫師要有知識、技能之外，應對社會問題敏感，具人文素養與溝通能力、倫理價值觀與決斷力。當我們挑選學生時如能兼顧這些目標，是否會一起跑就等於贏了仗？
台灣卻未面對這問題。學生在多元化入學之前，我們只顧誰是考試能手。台灣唸醫的學生有兩個大問題，第一，超過半數的學生是奉家長之命學醫的，這種學生為誰而讀的觀念薄弱，很難成為以病人的病痛為首要顧念的醫師。第二，是民眾與主持教育者，認為考試是天下最公平的舉材方法，而木訥、口吃、不擅溝通，或只以醫業為財路，對醫業沒有正確認識的學子，就藉考試溜進醫學系。
ＳＡＲＳ一呈現亂象，有人怪教育出了問題。他們怎麼不想，進來的材料不對，會叫學校這教育工廠無可奈何。享受良好的醫療權益在病人，醫學院該有慎選學生為病人把關難辭的責任。醫師不但要有知識，也要善於經營人際。醫師如有這種素質，五分鐘看一個病人也夠讓病人滿意，沒有這素質，花五十分鐘看病人也徒然。
再說，擁護考試至上的人，是否真的相信考試絕對公平？對口吃、木訥的學生公平，對病人公平不公平？天下其實沒有絕對公平的事。大家都知道醫學系考生裡，多的是花錢在補習班磨出來的重考生。建中、北一女等校多的是花得起錢，把子女送來台北租屋、購屋的外地家庭子女？誰付得起唸明星貴族高中考上醫學系？有沒有人想到，一試定江山的制度裡，也暗藏這類貧富差距的的不公平。台灣企業界，早把面談視為尋才常態，必須講究道德的醫學偏偏只信奉考試，甚至多元化入學之後，還以面談為畏途，對我是一個謎。到底怕的是什麼壓力？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制度七全七美就值得推行，要的是膽識、無私與虛心。面談選才誠非易事，我在網路上見到「有個好爸爸，面試就會輕鬆」的報導，說面談所問的都與爸爸有關，與學生本身無關，這是不知面試為何物的老師幹的。各醫學系必須趕快訓練老師成為面談能手。面談與口試有別，目的在交談中梳理出考生的眼光、潛力與人格，所以要學識廣博，歷練豐富，否則有時碰到內涵較深的學生，老師還會招架不住。如果認為面談品足學生怕有主觀影響，則可用多位老師一起面談一位學生來補救。我在成大，是五位老師面談一位學生的。打分數不該手軟，因為它和打作文分數沒有什麼不同，作文打分不也會有你的主觀意識？
台灣的學校，沒挑好學生在先，而學校所排的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課，皆被這些考試能手認為比不上高中課程的水準，眾多學生把這些課程視為營養學分而翹課。辦學者勿忘美國的醫學生是大學畢業的，台灣的學生卻是高中畢業生，這樣和稀泥下去，等於是在培養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醫匠。
醫評會的評鑑所見與ＳＡＲＳ風暴所曝露的徵象，都明確指出醫學系應先有兩年預科。這比美國四年大學少了一半，但姑且認為我們的子弟較別人聰慧，兩年就可與彼邦的四年相比。預科的教育要注重在訓練邏輯的分析，認識社會，加強外語與閱讀的能力，瞭解人的心理與行為的誘因，目的在增加學生分析、判斷的能力。要知道法官決定槍決陳進興有充足的時間研究案子，ＳＡＲＳ病患插不插管的決定，卻要醫師當機立斷。
難的是道德與倫理、判斷與實踐無從以教條式的現行課程教好。這些素質要靠思考、閱讀、辯論與個案討論來培養。這些課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所以只好多開交談、交鋒，辯論，參考別人的意見來落實，可惜台灣很少這種課程。筆者現正動員八位教授，編寫ＳＡＲＳ疫情牽出的問題為中心的個案討論指引，目的也在此。
三、紮緊臨床教育
預科的一般教育結束，學生應在三年級開始接受四年的醫學專業教育，以後就與美國無異。四年的前段教育應涵蓋身體的構造與功能，從分子到全身，從個人到群體到環境。這個階段的水準我們尚可與外國匹敵，但要能避免教材過量，注意灌輸基本觀念，發展宏觀與增強分析能力，強調基礎醫學的臨床應用性，才能啟發學生的聯想力。
醫學教育的黃金階段在臨床教育，而它的精華是床邊教育。病人是醫師最好的老師而疾病無假期，這道理學生應及早領悟。床邊教育也是倫理道德教育繼續進行的理想場所，老師應時時提醒學生。五、六年級的學生（暫稱臨床生），應在病房以上級醫師為典範，學習如何對待病人，尊重隱私，觀察疾病的演變與治療的成效，從中累集知識。往國外觀摩的學生覺得外國學生在這方面比我們的學生積極，我相信這也是學生知不知為誰而讀的自然結果。近年雖有問題導向的教學方法（PBL）以及實證醫學在風行，臨床教育的主流卻仍在迴診。迴診是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保留得最完整的一項。這時，指導者慷慨地與學生分享從病人身上所獲的知識、回答學生的問題甚至討論看法的對錯，目的在對病情疑點找答案，為病人擬出合理的治療策略。
這種分享知識的態度，促成了目前全球一萬多種的西醫期刊，公開自己的發現去造福病人。要想在迴診中吸取知識，學生要能執著地挑戰教師，挖出知識，所以國內學生在病房要摒棄過份尊師重道的傳統，否則臨床教育難達理想。反之，國內老師則要放下身段，以學生為弟兄，鼓勵學生發問，使迴診帶起活力與樂趣。國內學生至今仍視迴診為老師「電」學生，表示臨床教育離理想還遠。
迴診當然不能整天進行，因此無迴診時學生應做何事進行學習免得在病房閒蕩，應有明確的規定。沒責任的學習不會紮實，台灣各校的臨床教育都有這缺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臨床生被教育部視為“見習”生是非解決不可的慢性問題。見習兩字的意思是只看不動手，這種學習也不會紮實。有的學校稱六年級為實習生，表示制度因校而異，教育部認為這是校園自主，但筆者認為這是放任。
上述毛病之外，也常有老師該到病房教導學生，卻遲到或根本不到的。我主持成大醫學院時，外國客座教授頻問主治醫師經常不在到底是躲在何地幹何事，我認為這是醫師對教學不關心的一個表徵。難怪學生用來描述「見習」的兩年的常用語是：放牛吃草、閒混、沒人管、走來走去、躲在醫務室看書。根本就沒分配病人給學生，在上級醫師監督下學習照顧的學校還很多，難怪學生總覺得在病房是醫療團隊的局外人，這不是根本違背了從病人學習的基本理念？奇怪的是，同一批學生往北美的教學醫院觀摩，頭一天即會有成為局內人的感受，是什麼道理？別忘老師的教學熱忱是很容易感染學生的，沒有它，學生會對學習興趣缺缺。
我曾在報上看到「看不見的白衣」一文，大意是指學生穿上短白衣，在病房就立即成為沒人管的局外人。所以台灣臨床生到底學到多少臨床知識與診療技能，頗值得憂心。這些話一出，很多人就祭出法令，說學生可做不可做的事都有規定。我不能接受這解釋，果真如是，則法令非加修正不可，不然我們等於放棄保護病人權益的責任。
不少台灣的醫學院，把臨床生或實習醫師外放到校外醫院。校外醫院的教學是否比得上校內的教學品質，學校很少認真過問。臨床教育由校外人主導一事，醫評會建議教部必須立予糾正。為了招攬學生前往「見習」或實習，有的醫院還提供臨床生一筆車馬費，這在國外會是奇聞。試想，到校外有錢領又可在病房閒混，學生怎會不趨之若鶩？
美國教育部一九九八年對我國醫學院不將學生看病的技能、對待病人的禮貌與風度、以及接受指導的態度納入考評，而單靠筆試來評估學生的臨床技能，認為是方法錯誤。成大有位老師曾向我告白他到第二年住院醫師才真正學到聽辨心臟雜音，可見他顯然也是在病房閒混過來的產物，也為美國的詬病下了註解。草菅人命或把病人當人球的緣由何在，是不解自明的。
四、住院醫師
孔子在論語子路篇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許多亂象，起於沒把事物的定義澈底搞個清楚，所以張冠李戴，爭執不斷。
住院醫師到底是何物？筆者還在台大求學時，聽說住院醫師是廿四小時住在醫院的醫師，以便醫院隨時喚使。住院醫師是戰後來自美國的制度，是剛從醫學院畢業，朝向獨當一面的目標受訓中的醫師。他們是已孵化，但還未添長羽毛的雛雞。很遺憾，這意義在台灣常被各方扭曲。既然名其為住院醫師，多數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住院兩字。住院醫師英文叫resi dent，但也叫house staff，兩字之意不無「在院」的意義，但在院是指他們是由醫院支薪的受訓醫師，是否廿四小時在院等候應召並不重要。因此美國有不少醫院有醫師的值班室，卻沒有住院醫師宿舍。
住院醫師相當於非醫學領域的研究生，可以稱為臨床研究生，訓練結束就有考專科醫師考試的資格。要受訓多久，因科別而異，快的如家庭醫學科要三年，久的如神經外科或小兒外科需要六年。醫院要有多少專科醫師才可訓練多少個同科的住院醫師，皆有明文規定，而委託專科學會執行，訓練內容之好壞則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監測。有些醫院專科醫師不足，卻以借用執照湊足人數而獲得訓練住院醫師的資格。住院醫師之訓練，規定由主任醫師及專任主治醫師負責，而訓練內容每年要漸進加深，較為複雜的檢查，必須在資深主治醫師監督下才能進行，直到熟習，不然等於是把病人當天竺鼠，還可能會置住院醫師於風險。美國在造就醫護人員方面，是最有條有理的國家。我們引進美國制度，以文化特質加以修正而後施行，立即就犯各種制度一到國內立刻變質的毛病。
這次ＳＡＲＳ風暴，就曝露了這種生態。有不少醫院規定病人插管，只能由訓練有素的麻醉醫師負責。就是麻醉住院醫師插管，第一年可能還要資深麻醉醫師在旁監視，準備有必要時隨時介入。筆者昨夜才聽兩位醫師道來，他們在第一年內科住院醫師時單槍匹馬試做插管但師出未捷病人亡的慘痛經驗。這是沒人管還是礙於陋習不敢請資深醫師來？感染ＳＡＲＳ而去世的林醫師是內科醫師，花個把鐘頭單槍匹馬為病人插管但援軍未到的事，使筆者難以釋然。再聰明的考試能手，萬萬不會是在初出茅廬的第一年，就會不經訓練與指導會為病人插管的能手。
住院醫師必須在困鬥中浮沉學習，歸因於住院醫師的定位不明。一九八二年回國，筆者發現當時的省立醫院把住院醫師納入編制內，訓練期滿後，如果上面沒有主治醫師的缺好昇等，他還得成為萬年住院醫師。照理說，住院醫師，乃是一所醫院的主治醫師陣容夠強，獲評鑑單位肯定，而獲准訓練住院醫師的一項資格。所以住院醫師，或甚至未畢業的實習醫師須是醫院的附加人員，而不該是編制人員。醫院因特殊原因，訓練住院醫師的資格被撤銷是可能的。遇到這情形，醫院還得經營下去。所以醫院要建立在沒有住院或實習醫師的情況下還可以經營的架構上，如果需要，主治醫師還得親自值班。這與一般研究所招不到研究生，研究工作還得進行是同一回事。所以，「住院醫師不夠」這一句常耳聞的話，大值得仔細思考。
近年來，畢業生以利益導向決定選科，受鍾愛的是收入可觀，醫療糾紛又少的皮膚科和耳鼻喉科，而外科變成了冷門，感染科更是乏人問津。醫療是病人的權益，外科醫師少了，外科病人數目不會因而減少來配合你。所以一但情形嚴重，學界與政府還應有調整各科醫師求分佈均衡的必要。住院醫師訓練的嚴謹性與良莠，直接影響學生的教育。希波克拉底斯的誓言說：視同業為同胞，教導他們，也從他們學習。住院醫師在醫院裡與病人接觸最多，幾與護理人員可相比。因為醫學系學生必須從病人學習，所以住院醫師自然就成為學生接觸最多的學習對象。住院醫師因此幾負有第一線老師之責。住院醫師之訓練水準，因而絕不能兒戲。醫院評鑑要能剷除醫院的種種搪塞與捏造證據的惡習，讓學生有一乾淨的學習環境，才是病人的福氣。醫評會願參與住院醫師訓練之評估，原因在此。
五、師資問題
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對全國各醫學院教師數目及師生比，有詳實的公開。仔細查看，結論似很明顯：教育學生要充足的老師。例如說，美國長春藤名校的師生比，皆在一比一以下，哈佛大學列有一千位教師，等於平均每位學生有兩位老師在指導。
醫評會經這兩年評鑑結果發現國內醫學系師生比見得了人的，是一個老師對六個學生之比，差一點的遠超過一比十。如嵌入AAMC的表上，台灣所有醫學院必連袂敬陪它的末座。問題還在這數字仍不甚可靠。不像美國，我國的醫學院在醫學系之外，尚包括護理、醫技等系，醫學系的許多老師還得為這些外系的學生上課。因為這情況通常沒算在內，所以師生比數字比實際要來的好看。師資限制來自何處，筆者得不到明確的答覆，但當然是不諳醫學教育特殊性的當局人員訂下的原則。以內科為例，它就有專看心臟、腎臟、肺臟、風濕、新陳代謝、內分泌、血液、感染、老人等等還沒數完的次專科，人事行政局規定每科僅能有六或四個人，等於是叫無米的巧婦做奇蹟之炊，再容許學校在各科之間自行調整，也一定是捉襟見肘，擺不出像樣的陣容來。更為費解的是，連私立學校的主管也有同樣的苦衷。師資在量上缺乏，再加上數年來醫療商業化的風潮被健保助浪，附設醫院與教學醫院也捲入漩渦，醫院的主管眼中只有業績掛帥，教學被擠到更低的地位，老師不準時來指導學生的事當然就層出不窮。教育部應設法補救重點附設教學醫院的這種危機，不能把他們視為普通的教學醫院，否則情況依舊會和稀泥下去，並非社會之福。
除量的不足之外，質的問題更值得憂心。台灣各校確有值得欽仰的優良老師，這些老師，懂得教育是在做百年樹人的陰德工作。但反過來說，在教學理念與能力方面必須改善的老師也不在少數。孫震先生曾在教育會議稱這些人為教書匠，他們爬到現在的教職，靠的往往是寫論文而不是教書教得好。筆者在很多媒體經常聽到台灣醫學生在嗟嘆醫界找不到典範，實覺心有戚戚焉。辦洛杉磯奧運的Ueberroth說，尊敬要靠自己贏得，無法強索。做老師的人，更是要能以吐放的風骨氣質與廣博的學識博得學生的景仰與追隨。老師的操守如有問題，例如捏造數據寫論文或應付評鑑，怎能配跟學生大談倫理？拿病人紅包的醫師，怎能教學生醫德或道德勇氣？上課用的視聽教材有一大堆拼錯的外文字的老師，如何能要學生加強外文？病房裡，學生寫的不能見人的英文病歷，為何沒人與學生討論與改正？自己不通識，如何能叫學生通識？醫學教育需要言行一致、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終身學習的典範老師，而且我們希望台灣的一位老師能與美國的三位老師匹敵才夠。他必須要能牽著學生走，自己的學識則要靠閱讀跟著時代走，且能凜然站在正義的一邊，成為衛護弱者的professional（中文惜無適當譯字）。
這次在哥本哈根的世界醫學聯盟與會者皆認為，medical professional是能考慮別人的利益先於個人利益的利他主義者。我們的醫界有多少人在這方面能做學生的典範？因此，醫評會的委員們早有共識，台灣各醫學院要設立教師育成中心（暫 定名稱），英文名為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簡稱CFD）。在兩年來的每本評鑑報告中，醫評會都建議教育部要求各校提出CFD的計劃書，將提昇教師教學方法、指導學生思考的能力、充實自身的外文與閱讀習慣，提昇面談學生的技巧等工作包括在內。國內已有兩校向筆者提出建議的CFD章程，可見各校已走得比教育部還快。希望教育部早日要各校提出這計劃，內容應包括評估成效的方法，以供醫評會追蹤。
對這種建議，深望教育部不要以校園自主為由而退縮不前，否則評鑑制度就無意義。評鑑只在訂低限，各校要努力做到多好由其自訂，才是校園自主。教師改造未受強調，實為教育改革一敗筆，說來它應該是改革的核心。考慮我國出生率降低，人口平穩不變，各醫學院與衛生署已有共識，至少十年不應考慮增設醫學系，轉把精力投入提昇醫學教育之品質，其核心是改造老師，充實師資的一大工程。我們不是一直把小而美掛在口邊？時下台灣盛行學校擴張，紛紛設立分校，是與小而美的口號相悖的。
六、護理教育及醫療商業化的隱憂
護理教育的問題是醫學教育的翻版，問題一樣地嚴重，我關心它，純因我堅信護理與醫學是醫療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台灣不缺繼承南丁格爾遺志的學生，但也不少抱著護士不當，也可當個好媽媽的心態而唸護理的。這衍生兩個問題：一、護士流失率大。衛生署估計台灣一年需要護士五千，但全國實際一年培育一萬五。二、不能吃苦耐勞的學生很多，遇到要求較嚴的老師，學生即敬而遠之。愛的教育不講紀律就不成教育，誰都明白。這種學生日後打錯針、拿錯藥，絕非偶然，遇到ＳＡＲＳ風暴集體辭職的，恐怕也是這類人居多。所以比起醫學教育，護理學生更需要在專業課程開始之前打精神武裝的強心劑，做倫理教育的大換血，求精神面的成熟。筆者接任醫教會之後，即開始仿照醫學評鑑，推動護理教育評鑑之籌劃工作，深望明年從護理系的評鑑起步，然後逐漸推廣。嚴謹的評鑑是改善教育的原動力，成功還要靠評鑑結果的使用得體。
但反過來說，護理人員的落跑或辭職，不能全怪她們。根據護理公會的代表，這次集體求去的護士，大多數是醫院的約僱人員。約僱談不上前途、生涯或歸屬感。沒有歸屬感的人落跑，不能以叛離責難。醫院約僱護理或醫技人員，是醫院在醫療過分商業化之下，為降低醫院的成本想出來的招數。
我們不容忽視台灣醫療商業化對醫療品質與對醫護教育的嚴重後果。國內醫療近年有兩個明顯的現象：一、醫院要靠醫師多看病人來生存，弄得有些醫院的醫師已無底薪，月薪全看診治多少病人決定。二、廿年前提起的轉診制度迄今未能實現，病人照舊湧向大醫院輾轉求醫，醫院則設法暗搶病人。這些現實，近年孕育了醫院動員醫師捏造報告、補寫數據與病歷、以爭取評鑑分數的惡習。面對業績壓力，有教學之責的醫師會把教學放在哪個優先，不必贅言。夜間門診更是耗掉教師可以用來研磨教學研究僅剩的時間。醫療商業化，正使醫護教育品質滑落，等於是危害病人的權益。
抗ＳＡＲＳ這種新興的感染症，要借重以感染科醫師為骨幹的醫院感染管控機制，惜依現在的給付政策，感染科早已成了疑難雜症的應召科，自身卻沒有別的專科享有的檢查項目來增加收入，以致落為冷門科。台灣現僅有二百六十多位感染醫師站在抗ＳＡＲＳ的前線，捉襟必會見肘。其實，ＳＡＲＳ病人的普通照料，其他專科醫師也能稱職，醫學教育才算成功。醫學教育的正道是：先做人，再做醫師；先為一般科醫師，再為專科醫師。國際醫學對此皆有共識。美國醫學評鑑機構ＬＣＭＥ訂醫學教育的目標曰：醫學教育的基本目標，在使學生畢業時都能稱職地提供基本的醫療照顧。先賢也有大器晚成的箴言，萬事應求基礎穩固然後築高，而且，就像達爾文說的，人類社會要靠利他主義繁榮。醫師要注重利他，視病猶親，成為以衛護弱者為己任的專業人（professional）。我們為留在崗位奮戰抗ＳＡＲＳ的醫護人員高喊加油之餘，不得不呼籲各有關方面，要全力加快教育的改革。這會是ＳＡＲＳ帶給我們的玄機。等著革新的項目在呈給教育部的白皮書中共有十七，本文全文所提，只是其中迫切的數項耳。有人說台灣的醫學院乾脆全改為學士後醫學系，鑒於時下大學各系亦犯以職業為教育主軸的毛病，我難能茍同，覺得靠預科教育較為穩當。
改革的建議一提，國內即有人認為半洋和尚，不懂國內文化，因而建議通常窒礙難行。這使志在回國奉獻的人極為氣餒。幸本人回國廿載，已非半洋和尚，故不懼批判。這些祭出文化差異的同胞，往往對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認識有點模糊。要知道卓越（Excellence） 就像疾病，沒有國界，不然諾貝爾文學獎要怎麼頒？我創辦成大，學到了兩個重要的理念，一來自李茂雄教授：你想做的事，如果動動腦，沒有一件是現行法令下做不到的。二來自校長夏漢民：上面沒有說不可以的都可以做。歸根究底，想做事就必須動手幹，成為真正的doer。台灣看球與判球的人太多，下場打球的過少，弄得像烏腳病這種本土疾病，半世紀來仍沒能水落石出。深望所有的國人，包括醫護人員，都能明白每一個人總會有成為病人的一天。如果有一天我生病，希望得到的照料不是因為我有特殊的人脈，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
註釋：
註一：編者按：經本文作者同意，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2003年6月7日至12曰連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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