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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期 應用倫理教學之探討
環境倫理教學法
徐佐銘
壹、導論
雖然我們直覺地認為，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屬於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或實際倫理學（practical ethics）的一支，而應用倫理學屬於倫理學的一支，且倫理學屬於哲學的一支，所以哲學的教學法也適用於環境倫理的教學法；然而，這樣的想法似乎只對了一半。
就表面的形式看來，環境倫理跨「環境」與「倫理」這兩個領域，或者說，探討環境與倫理這兩個領域的「交集」部分，因此是一種「科際整合」的學科。
既然環境倫理含有倫理學的成分，因此就此成分而言，說環境倫理跟哲學有密切關聯，是恰當的。說哲學的教學法，可以「部分」援引用來教環境倫理，也是恰當的。但若說完全援引哲學的教學法，用來教環境倫理，可能就不太恰當，理由是它可能沒有兼顧「環境」的部分。就此而言，哲學家在教環境倫理課程的時候，很有可能擅長倫理議題，而較不擅長環境議題。反之，環境科學家在教環境倫理課程的時候，很有可能擅長環境議題，而較不擅長倫理議題。
就科際整合的學科來看，一方面它強調跨領域，企圖兼取不同領域間的精華並加以融通，似乎頗能吸引學習者的興趣。但另一方面，學習者卻也有可能在學習此跨領域課程的過程當中，感受到跨領域的學習負擔和壓力。比如社會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生物化學、教育哲學、環境倫理學，都是跨領域的學科。
相對於科際整合，專業化是目前流行的學術研究及教學模式。「哲學概論」的課程似乎「應該且只應該」由哲學家來教授。在這專業導向的嚴格要求下，一方面，「非哲學家」（不具有哲學文憑的專家）似乎理所當然喪失教授「哲學概論」的資格。另一方面，即使具有哲學文憑的哲學家，如果以文學的方式教授「哲學概論」，那麼也許會遭到「不夠哲學」的批評。就此而言，我們不難理解，在講求專業與本位立場者的眼中，教授跨領域課程的老師，往往兩面不討好，遭受兩面都「不夠專業」的批評。
本文將以「環境倫理」的教學為例，說明科際整合的特色及其可能遭遇的難題。由於我本身所具有的哲學專業背景，以及實際在淡江大學通識課程中教授「環境倫理」的經驗，因此本文的討論焦點將侷限在哲學界。換言之，本文將不擬討論環境科學家在教授「環境倫理」時所面臨的問題。
貳、波伊曼所編的《環境倫理》教科書：成功典範之一
在「環境倫理」的眾多教科書當中，波伊曼（Louis P. Pojman）所編的《環境倫理：理論與應用選文》（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註一），就我看來，可說是一本頗為理想的教科書。
這本教科書明確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理論及第二部分的應用。就此分類及編排而言，它成功且明確地點出「環境倫理」是將廣義的倫理學理論及思考，應用在實際的環境問題上。
值得注意的是，「環境倫理」雖然儼然已定型成為一門地位穩固的專業學科，然而，其中所跨的領域「倫理」，絕非侷限在狹義的倫理學上，而是廣義的倫理學。所謂廣義的倫理學，所指的其實就是廣義的「價值哲學」。而所謂廣義的價值哲學，就我看來，可以詮釋為廣義的價值學以及廣義的哲學。就此而言，我認為，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反省環境問題，並觸及價值議題，都算是環境倫理的探討。但是，如果只是說明某種瀕臨絕種動植物的習性，或只是計算某個地區某物種存活的最低安全數量，而沒有涉及價值的評斷或思考的話，則只能算是生態學或環境科學的探討，而非環境倫理的探討。
就廣義的哲學來說，如果我們採取Hospers的觀點的話，亦即將哲學定義為「概念的分析及證成的研究」（註二），那麼，許多看似非哲學卻包含此種廣義哲學特色的文章，就可以視為哲學。事實上，既然廣義的倫理學包含政治哲學，那麼我們似乎不宜將「環境倫理」視為只有哲學家才有資格來教授。而且，我們似乎也不宜將「環境倫理」的理論，侷限在哲學或倫理學的理論。就此而言，波伊曼的理論選文不只包含哲學家的文章，可說是頗為理想的編輯。
對「環境倫理」的「倫理」一詞，採取廣義的解釋，我認為，不只可以豐富理論上的探討，有其理論上及歷史上的淵源（註三），而且相對的，也為學科之間的跨領域與科際整合，釋出善意。否則，當哲學家堅守哲學專業而排斥非哲學家的「環境倫理」不夠哲學的時候，另一方面，生態學家及環境科學家也很有可能堅守其專業，而排斥哲學家所談的「環境倫理」沒有扣緊環境議題。
由此觀之，波伊曼的教科書既能兼顧廣義的「理論」，又能扣緊實際的環境議題，因此，作為一本「環境倫理」的教科書，可說是頗為理想且成功的。就我看來，一本理想的教科書，代表著一種理想的教學法。
參、彼德辛格所寫的《動物解放》：成功典範之二
辛格在1975年所寫的《動物解放》一書（註四），迄今時隔雖將近30年之久，但對於環境倫理當中的動物權議題，其思想啟蒙與影響力，卻歷久不衰。
相較於波伊曼的《環境倫理》的廣泛議題，辛格的書聚焦於動物的生命權議題。儘管「保育瀕臨絕種的動植物」這個環境倫理的口號在時下十分響亮，然而，就我看來，若非現行法律的強力運作，一般人其實並不關心動物的生命權，更遑論關心動物生命權的倫理道德的理論根源（註五）。就此而論，當保育類動物的生命權都不被一般人重視時，像豬、牛、羊、雞、鴨、鵝這些所謂的「經濟動物」的生命權，更被一般人忽視或者不屑討論。
就我看來，辛格的書之成功處在於，一方面它能夠深入淺出地分析重視動物生命權的道德理論，此即本書所標舉的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另一方面，本書又能夠蒐集大量的實證資料，呈現人類迫害動物生命權的「實錄」。這些實錄包括實驗室裏各式各樣拿動物作為實驗研究的工具，比如猴子的平衡台實驗（電擊、施放毒氣）、小獵犬毒氣實驗（施放毒氣）、猴子輻射線實驗（施予輻射）、心理學的制約學習實驗（施加痛苦，以證明學習理論）、動物毒物實驗（注射或施放各式各樣的毒物），這些千奇百怪施加痛苦於動物身上的目的是，想藉此得知動物所能承受痛苦及死亡的「極限」（註六）。此外，各種經濟動物在工廠化經營的環境裏，包括雞、豬、牛在內，不但被剝奪轉身、舔梳、站起、臥下及伸腿等所謂「動物的五項基本自由」，而且還要忍受閹割、烙印、電昏、強迫進食或禁食的種種酷刑，就連最後被宰殺的那一刻也往往是十分痛苦的（註七）。
雖然辛格說他的書不是一本羅列人類迫害動物的資料大全，光是指出人類拿動物作實驗以及飼養經濟動物並吃牠們，就足以顯示人類對動物之惡行（註八）。但無疑的，就我看來，對一般讀者而言，或許包括哲學家在內，《動物解放》之震撼人心，「實錄」實居首功。當然，深入淺出的功效主義，亦功不可沒。
肆、我的教學經驗及學習經驗
在我的「環境倫理」的教學大綱裏，關於「教學目標與範圍」，我擬定三個教學方向：環保的道德理念、環保的實際做法、當今台灣的生態環境。教學範圍則以倫理學、生態學及環境科學為主，並旁及相關科學。
關於環保的道德理念，雖然這是「環境倫理」在傳統哲學系所教學當中的核心部分，但基於二個特別的考慮，我採取不同的選材與教法。第一，我偏好選取本身即為跨理論與實踐兩個領域的作品，例如Aldo Leopold或Peter Singer的著作，而較少選取離實際議題過遠的抽象哲學著作。第二，我偏好教通識課程勝於教哲學系所的課程。
關於環保的實際做法，這也是我所強調與注重的。儘管「環境倫理」含有「應然」的層面，但我認為，如果抽離「實然」的檢視，將會使得「應然」的爭論難以落實應用到環保的實際做法上。
關於當今台灣的生態環境，我也偏好從身邊具體的情境出發，去思考環境倫理的議題。雖然有些議題是全球性的，像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和酸雨；雖然國際化與全球化也是思考問題的重要方向，我仍舊偏好從本土化的情境出發。我相信，從身邊具體的情境出發，也是一種倫理思考的較佳方向。
關於授課方式，我擬定四種型態：老師講解、問題討論、野外參觀教學、多媒體教學。
在教學進度及議題方面，我將環境議題分為兩類：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問題、人類的居住環境問題。關於前者，我將介紹地質年代、生態系統、瀕臨絕種動植物的保育、國家公園、自然的價值意義、人類如何看待與對待動物、動物的權利等議題。關於後者，我將介紹土地倫理、垃圾污染、河川污染、空氣污染、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酸雨等議題。在環保思想上，我將特別介紹李奧帕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記》（註九）、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註十）、陳玉峰的《土地倫理與921大震》（註十一）、彼德辛格的《動物解放》（註十二）。
配合議題的探討，我會搭配觀賞相關影片，以增進學習興趣及視覺效果。此外，為了鼓勵學生親身接觸與體驗大自然，除了要求學生交一篇野外觀察報告，我也會帶領學生參觀陽明山國家公園。我認為，國家公園不只關係到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面積廣大且重要的生態系統，而且也關係到我們人類的居住與遊憩環境，因此值得投注較多的注意力。
在學生的學習效果及反應上，顯示多媒體教學、野外參觀教學及野外觀察報告，都頗受歡迎。然而學生對於思想家的環保哲學思想，普遍欠缺興趣。許多學生仍然以法律馬首是瞻，且認為說道德太沉重。在許多學生的心目中，倫理學仍停留在「說教」與「八股」的刻版印象。
關於我的學習經驗，除了從學士、碩士到博士都在哲學系接受哲學訓練以外，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在指導教授林正弘與郭博文的支持與鼓勵之下，我去理學院正式選修微積分、普通化學、有機化學、普通生物學、生態學、遺傳學、地質學、普通心理學等課程，除了吸收基本知識，亦養成親近環境科學的興趣。
伍、結論與建議
由於環境的惡化，以及環保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得生態問題及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受到重視。雖然「哲學」在當今似乎沒有明顯比以前受到重視，然而「環境倫理」等相關課程，卻有逐漸增多之趨勢。在此情況下，哲學本應受到更多的重視，而且，哲學家似乎有更好的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可惜的是，理想與事實之間仍有嚴重落差。哲學與哲學家依然普遍不受青睞。從「環境倫理」課程的開設與任教幾乎都掌握在生態學家與環境科學家的手中，就可看出哲學與哲學家如此地被輕忽。
本文不擬討論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的門戶之見，而將討論的對象放在哲學界本身。如果哲學界認為哲學家可以（或應該）多參與公共事務，或是認為「應用倫理學」是門值得開拓的哲學領域的話，那麼，我建議哲學系所應鼓勵學生在養成訓練的過程當中，朝應用倫理學及跨領域的方向規劃與實踐。事實上，希臘先哲亞里斯多德的跨領域，就是個成功的典範，值得重新學習。更具體地說，哲學系所應鼓勵學生修習其他相關學科的基礎科學，像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文學、史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
作為一個哲學家與教師這雙重角色，我發現，在教授「環境倫理」這門課的時候，往往會察覺到身為哲學家的特色與困惑。教師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是個有趣卻難解的教育哲學的問題。說難解是因為，一方面教師似乎應該為學生「指引」或「建構」某些知識，另一方面卻又應該鼓勵與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與懷疑精神。換言之，教師本來就徘徊在不斷的建構與解構的路途中。這種特色與困惑，會因為身為哲學家而更加強化。
具體而言，以理性為優位的哲學家，畢竟不同於文學家、藝術家或宗教家。因此，作為一個教授「環境倫理」的哲學家，在課堂上，可能就會自我警惕，避免成為所謂的「環境怖道師」。但是，哲學家本身也有可能相信或執著某些信念，因此，如何在建構與解構當中定位自己，就成為一個真實卻難解的問題。
相較於感性與直覺之於實際人生，理性向來都是比較不討好的。這點可由文學、藝術或宗教比哲學更討好，得到印證。相似的，解構式教學比起建構式教學，也往往比較不受歡迎。想必解構式的「人生哲學」，比較不討好。因為相較於正面闡釋各個學派的人生哲學，頗能指引學生一條「正路」而言，反面批判各個學派的人生哲學的缺失，往往讓學生陷入更多的煩惱與困惑。當「親水公園」在各個城市蔓延時，當「親近自然」與「喜愛自然」成為環保運動的響亮口號並成為行動綱領時，身為教授「環境倫理」的哲學老師將會察覺，想要忠實於哲學的懷疑精神與批判精神，是如此地不容易，且如此地不討好。學生通常喜歡身為一隻貪婪地啃食「真理」樹葉的毛毛蟲，而不喜歡身為到處碰壁、滿腦困惑的「迷宮探索者」。
註釋：
註一：Pojman, Louis P. 1994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Jones and Bartlett.
註二：Cf. Hospers, John 1988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Analysis, 3rd. ed., Prentice-Hall, p.6.
註三：在學問沒有如此專業化之前，古代的學問往往是跨領域的，而亞里斯多德就是個中好手。
註四：Singer, Peter 1975 Animal Liberation, Ecco.孟祥森、錢永祥合譯，（1996），《動物解放》，關懷生命協會。
註五：國外的書，像Millidge, Judith (ed.) 1999 Endangered Species, Quantum Books Ltd. 這本印刷精美，附有各種瀕臨絕種動物的彩色圖片及其相關資訊，對許多讀者而言，也許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讀物而已。國內的書，像於幼華主編，（1998），《環境與人》，遠流，亦附有「我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自然環境篇，頁152-162。），讀者的感受可能相去不遠。一般民眾只關心像「野生動物保育法」、「動物保護法」或「國家公園法」這些法規是否會讓他們的行為因觸法而受罰。
註六：參見Singer, Peter Animal Liberation, op. cit., 孟祥森、錢永祥合譯，《動物解放》，前引書，頁74-133。
註七：同上，頁184-281。
註八：同上，頁71。
註九：Leopold, Aldo [1947]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吳美真譯，（1998），《沙郡年記》，天下文化。
註十：Carson, Rachel 1962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李文昭譯，（1996），《寂靜的春天》，晨星。
註十一：陳玉峰，（2000），《土地倫理與921大震》，前衛。
註十二：在這四位當中，只有辛格的學術出身是哲學家，其餘三位都是生態學家，但在他們的書籍裏，都觸及深刻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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