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期　全球貧窮之倫理 企業如何協助全球扶貧 葉保強 　　前言 　　雖然全球貧窮問題仍然相當嚴重，但不得不承認在一些地區，這個問題已經有顯著的改善。以貧窮的非洲窮國烏干達為例，雖然其人均每年收入只有300美元，政府的財政來源有52％是來自外援的，但由於烏干達政府善用金錢，自1993年到2002年，患有愛滋病帶菌病患從原來佔人口三分之一下降到6％，適齡入學兒童人口的入學率由6成躍升到超過四分之三；而赤貧人口（即用少過１美元一天過活的人）由58％下降到只超過三分之一點。孟加拉亦是非常貧窮的國家，但現時已經在糧食方面自給自足了，在過去十年的經濟有平均5％的增長，同時有效地削減了其貧窮人口。（“Global Poverty,” Business Week, October 14, 2002）（註一） 　　烏干達的逐漸改善的情況展示了希望，但這些改善並不是所有貧窮國家所有的。全球貧窮仍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一項巨大挑戰，人類社會能否有效地回應這個挑戰，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及人權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過往論述全球貧窮及貧窮問題主要從社會福利或經濟發展方面佔多，近年隨著人文發展的理念在發展論述上逐漸取得應有的注意，全球貧窮的分析及論述已從過往的純經濟角度擴大到社會及人文發展，而貧窮同時關連到與發展自由及人權的理念上的論述亦陸續出現，並逐漸取得研究界及發展界的認同，成為理解及論述全球貧窮的架構。這樣的一個擴大的論述架構的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有效地突顯了全球貧窮問題的倫理面。貧窮不單是經濟問題，同時亦是倫理問題。就貧窮問題之倫理面而言，一個簡單的倫理問題可以下面的形式來表述：為何絕少數人擁有如此的多而絕大多數人如此的匱乏？事實上，貧窮的倫理不單涉及財富及資源的分配正義的問題，人們，包括富有國家的人民、政府及企業界對貧窮應有何種義務，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基於仁愛原則，富有國家的政府及人民有義務協助對貧窮國家人民脫貧，應是一個相當合理的假定。本文擬從商業倫理的角度，展示扶貧亦應是企業在回應世紀挑戰的社會責任。以下的論述分別如下：檢討目前回應措施，包括經濟援助問題及其改革，私人的扶貧計劃、國家的措施；跟著介紹商業與扶貧活動兩者互相交集的地方，介紹商界各種的扶貧的商業活動。 　　重新檢討外援的效用 　　現時很多國家的外援管理都不完善，需要大力改善。以美國的外援為例，不是為了政治動機，就是管理不善，造成嚴重的浪費。而援助組織不少的工作是互相重疊。援助組織大多各自為政，很少彼此溝通，檢討是否有重複工作。以洪都拉斯為例，現時推行了57項個別的沒有統籌及協調的保健計劃，而坦桑尼亞則每季要為援助機構提交2,400份報告，有些非洲國家是將同一份報告提交給2到3個援助機構，而這些機構是為同一個計劃提供經費援助的。這樣架床疊屋的做法，對受惠國的貧窮國家亦造成了很多的行政問題，它們根本就缺乏人手來應付這些組織。還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很多時的政策都是閉門造車，不切實際，幫倒忙是常態。 　　以政治為誘因的外援一直以來是令外援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美國以「外援」為名的支出就有達100億元，資助如埃及及巴基斯坦等國家，政治動機超然若揭，與那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關係很少。而其中若３成的經費是浪費掉的，因為資助規定了受助國家要將合約外委給美國公司。 　　如果這些負面的因素沒有好好的解決，再撥更多的經費也會同樣地浪費。聯合國的千禧年目標就是要富有國家將外援提高到每年500億，其中的一個目標是在2015年將全球貧窮人口減半及提供免費教育。 　　外援政策社群如果不認真檢討過去的失敗經驗，將會重蹈以往的錯誤，好心做壞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富有國家就開始大量經援貧窮國家，投資蓋建基礎建設，輸送大量的糧食。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大量貸款，條件是落後國執行它們的經濟發展政策，包括要貧窮國家開放經濟，推行自由貿易，但很多時結果都令人沮喪，貧窮國家不只得不到實質的經濟發展，反而愈來愈貧困，債台高築。 　　富有國家的企業參與扶貧對自己亦有利，試想假若佔全球人口一半窮人脫了貧，變成了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商機肯定是無窮的，到時企業的產品服務就不用擔憂找不到市場了。若富有國家肯多用點想像力，長線思維，投資在包括醫療衛生方面，日後就會有很大的收獲。 　　增強創意，推動扶貧 　　對如何有效對付全球貧窮問題方面，事實上國際社會已經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近年不少的扶貧策略在各地推行，除了經濟學家薩斯（Sachs）這類學者倡議用加強科技來消除分貧窮之外，其他的策略包括了使用更多的市場策略，並將之與更明智的援助方法結合一起。做法是加強標準，及以結果導向。 　　私人的慈善基金會採取了一種新的援助策略，加強使用商業手法來推動慈善事業，蓋茲（Gates）及素羅斯（Soros）的基金會就是兩個很好的代表。他們兩人都是極之精明的生意人，利用做商業經營方式來達到傳統慈善事業無法達到的效果，主要的策略是利用財政的誘因，及配合嚴厲的監控，令接受援助的政府及相關的援助組織可以更有效的發揮功能。 　　無獨有偶，911事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良機來對付貧窮問題，原因是富有國家認為貧窮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在美國國會就有一個跨黨的支持成立一些反貧窮計劃。2002年3月墨西哥舉行的會議中，美國及歐洲就承諾到2006年每年外援會增加到120億來援助貧窮國家，而私人企業，如惠普、聯合利華等公司，亦有同樣的努力（見下文）。 　　現時有些濟貧組織已經學會了用多一點的創意來提高扶貧的效率。例如，巴西現正推行一項稱為Bolsa Escola scheme的教育計劃，使凡讓孩子入學讀書的家庭得到資助，每月政府會為那些每日收入不超過4美元的500萬個家庭的媽媽派發一張debit咭，她們可以用咭來領取現金40元或等值的飯菜，但要符合一個條件，就是要保障她們的子女繼續在學。這項每年耗資5億的計劃同時為3千6百萬兒童提供免費三餐，亦建立了一個遠程的教學系統，每天播放3小時教育節目到6千所學校裡去，令巴西貧窮家庭的子女的小學入學率從75％增加至93％，而完成學位的學生的數目亦大幅增加。 　　窮者愈窮，窮人借錢艱難，無錢就連做一些小本生意的機會都沒有，令脫貧機會縮少。一些有創意的民間組織深明此道，推出一些小額貸款（從20元至數百元的貸款）的計劃，借錢給窮人，讓他們可以從事一些獨立經營的小生意。在這方面的一個先行者，是孟加拉開設的格爾米銀行（Grameen Bank）。銀行在70年代已經在農村地方推出農村銀行的計劃，幫助了無數的赤貧農民，尤其是婦女，令他們可以翻身，擺脫了貧窮的魔掌。格爾米銀行這樣的創意援貧行動，成為了小額借貸的典範，現時全球的低發展地區已經有9千家這樣的小額借貸機構，且不少做得很成功，可以賺錢，慢慢演變成為銀行，及通過世銀的一個私營部門，國際金融企業（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的合作，可以從私人籌集資金。 　　最近主張重建發展中國家的產權的秘魯經濟學家狄穌圖（DeSoto），認為貧窮家庭之一個脫貧方法，就是要擁有一些起碼的資產。在絕大多數的低發展國家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沒有擁有土地，雖然他們世世代代都在有房子住，但那些房子及土地都不屬於他們，而他們所經營的小生意亦沒有向政府註冊，狄穌圖估計在墨西哥78％的人口從事地下經濟，埃及則有九成人口參與地下經濟。若將這些資產都變為有法律地位的資產，究竟這些從未有紀錄的資產值多少，是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依狄穌圖創辦的自由民主學會（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的估計，單就墨西哥市而言，那些沒有法定地位的建築物、設施及公司就可以值3,150億美元，是外資在墨西哥直接投資總數的二十九倍，及墨西哥石油存量總值的七倍。估計埃及有2,140億美元的非官方資產，這個金額是比過去三十年該國從國外借款的總數的九十倍還多。 　　商業與窮人利益的交集 　　現時聯合國發展計劃指出全球有 三十九個國家是「最低度發展國家」（“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這個名詞其實是「全球最貧窮國家」的同義詞。這些國家的一半人口是赤貧戶（即每天以少過１美元來支付生活所需），兒童的夭折率很高，有一成機會活不過五歲生日。這些國家亦是欠債纍纍的，每天繳交的債款多過投資到教育及醫療的，它們主要的外匯來源就是出口如咖啡及銅這些產品，但這些產品的價格近年下跌厲害，令它們的處境更淒慘。雖然年前有錢國家已經將這些國家的欠債一筆勾銷，但仍無法幫助它們脫貧，增加經援是不可避免了。若要在2020年時將估計的1億3千萬營養不良兒童的數目減半的話，就要每年投入250億的經援，而要達到適齡兒童免費的小學教育就要有超過130億的投入。沒有富有國家的經援，貧窮國家的生路根本就很渺茫。 　　究竟全球的窮人有多少？若依每年收入少於2,000美元作為一個貧窮的定義的話，有人估計有40億人，有人則估計只有20億人。但無論如何，不管那個估計是正確的，全球的窮人總之就很多。在扶貧運動之中，有人就這樣想，假若這一大群窮人在不久可以有一定的購買力的話，由他們所形成的市場是商機無窮的。有些有創意的企業家，就在這方面動腦筋，推出一些可以賺窮人錢的生意來。匪夷所思？但事實上已經出現不少專門以窮人為對象的生意，且做得相當成功。如果這些經驗是可以在全球不同的角落複製的話，那麼一種新的扶貧方法，及一種新的經營方式會同時出現，其特色是：既可賺錢，亦做善事。換言之，企業的利益與窮人利益是可以重疊的。（Fortune Oct 28, 2002） 　　癡人說夢？還是可行的理想？答案全視乎我們是理想主義還是悲觀主義者。先看一些事實。就世銀的數字得知，低收入國家佔全球私人消費的4％；就算將這這個比率加大數倍，仍對企業溢利沒有顯著的助益。跨國汽水公司可口可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樂在非洲經營已經差不多有六十年的歷史，但得到的利潤只有3到4％。中國亦是另一個好例子，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商界都一致看好中國市場，認為其龐大的消費人口是一個商機無窮的地方，但到目前為止真正能賺錢的公司仍是少數，不少的公司仍長期在虧蝕中。中國的情況已經比一些低度發展國家的情況好多了，其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及整體社會正走向小康，確實是一個不容低估的市場。印度人口亦相當驚人，預測在十數年後人口總數會追過中國，這裡的商機又怎樣？印度的窮人的數字亦相當驚人，是非洲及亞洲的一些窮國之外，最多窮人集中的地方。如何可以在這些地方賺錢，說比做容易得多。這是現實主義者的悲觀的根據。 　　這些令人不快的數字不會減弱敢夢想的理想主義者，而事實上目前有一些走勢是給予理想主義者樂觀希望。依理想主義者，若自由貿易及民主在全球不斷地擴展及落實時，當赤貧人口不斷地縮少時，當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時，這些就是可以捉進全球商業活動的因素，與此同時，一些相信做生意與做好事可以並存的大企業，相繼推出一些有創意的經營方式，幫助低發展國家洗窮。 　　企業扶貧經營案例 　　在今天的數位經濟年代，數位科技與扶貧究竟可否建立一些良性的聯繫，企業是否可以運用數位科技幫助貧窮國家的人民脫貧？ 　　我們不妨將數位科技縮窄在電話、網際網路等科技上，說明它們在脫貧上可以發揮的功能。現時全球雖然只有6％的人口經常使用網際網路，但不要低估這些科技對扶貧的巨大威力及潛力，因為網際網路的重要功能是資訊的提供，擁有及時及足夠的資訊就等於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因此可以發揮很大的摃扞作用。例如，偏遠地區的農民要將收成的作物買到市場之前，可以先通過網際網路獲知有關的農作物的最新市價，不必受中間商人的任意操控價錢，因而可以取得一個更好的價格，賺多一點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通過網際網路獲取資訊的另一個明顯的好處，是這些偏遠地區的農民不用拋下手上的工作，走一天的路，攀山越嶺，到最近的市場去問作物的價格，省回來的時間可以繼續工作，生產力因而提高。資訊科技在幫助窮人脫貧的潛力在此可見一班。 　　讓我們以一些真實例子，說明企業如何可以將科技帶進窮人社群之中同時可以獲利的情形。孟加拉一位銀行家推出一個有具創意的叫「農村電話的計劃」，利用租借手提電話來賺錢。首先，格爾米銀行（Grameen Bank）借245美元給一名農民來購買一支手提電話，該農民在兩年之內就還清了借款。原來農村計劃採取大額的一次過收費，該農民從租借電話給其他前來用電話的農民的收費賺回來的錢是這筆一次過付款的一倍。他除了能用賺回來的還債外，平均每天還有2元的進帳。這個收入看似微不足道，但孟加拉的四分之三有工作的人收入比這還少！格爾米電話（Grameen Telephone）是格爾米電訊（Grameen Telecom）的一個分公司，其收入絕大部分來自城市，而農村電話的收費（每月超過100元）是平均市區收費的一倍。這項計劃在1997年推出後，發展神速，現時已經有2萬個這類農村計劃，將可能是一生人才第一次使用電話的4千萬孟加拉居民納入計劃之內。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家以牟利公司，不是慈善機構！雖然公司不願公開營業額，但從人數眾多來推想，利潤相當不錯。 　　與購買力不強的窮人做生意，重要的是有創意，不要墨守成規，敢為天下先，才會創出一些商機來。個別的窮人雖然無購買力，但若從他們龐大的人數方面動動腦筋，就會想出商機。一個人負擔不起的產品，一群人或一村人合起來就有足夠的購買力了。城市銀行集團（Citigroup）就是用這個理念推出一個具創意的方案，在印度的分公司就是利用這一個社群策略（community strategy）來經營，推出了以一家公司，一間工廠作為開戶的單位，公司或工廠的每一個成員，從守門的警衛到一般工人，開戶只需美金20元，令每一個人都可以有銀行戶口，配合只用自動的櫃員機及電話服務，減低經營成本，這種以多取勝的策略證明很成功。這個理念在 1998年在Bangalore試辦，現時就有25萬的客戶，而只有一個分行來應付這些客戶。 　　專營婦女化妝品的Avon的有效行銷是大量利用婦女直接推銷給鄰居，同時還將產品改裝成適合於本地人口味的產品，減少包裝及減少份量，以符合當地的購買力。聯合利華（Unilever）在印度的分公司Hindustan Lever發現印度人買不起一瓶大的洗髮水，且他們的洗髮這個活動只在特別場合才會做，於是將大瓶洗髮水拆散包裝成各種不同分量一次用完的小包裝，價錢只需數美仙，結果生意奇好，現時每年賣出了45億包。 　　秘魯很多人沒有電話，要在廣大的農村來推廣醫療知識難若登天，Voxia這家專門做電話接駁服務生意的公司想出一個妙計，克服這個困難。公司與拉丁美洲的一家最大的電話公司Telefonica結盟，推出了一個合作計劃。依計劃，醫生可以用800這個撥號連接到公司的伺服器上，配合一個個人密碼及一個帳號，就可以使用電話中的聲頻及資訊服務，進行語音郵件、報告疾病的情況、或描述一個案例的狀況。這些資訊都存放在政府的一個資料庫中，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而取得，政府有關方面就可以很快獲知全國的疾病情況，不用如以往的一樣要等數周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服務亦可應用到私營銀行去。最近美國政府的機構聘用了公司來代為從醫生、學校的護理人員及血庫收集資料。這項生意發展很快。 　　網際網路對人類社會帶來很多的好處，但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這好處，貧窮國家的人就與網際網路無緣，這個所謂「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是現時很多要將網際網路廣泛推廣到世界每一角落的人要面對的一個很大挑戰。 　　不少有先見之明的跨國企業開始在這裡動腦筋，有些還推出很有創意的計劃。惠普（Hewlett Packard）就是一個很子的例子。在印度，惠普實驗室正研究如果令貧窮農村人口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研究如何使用語音、太陽能、及一些廉價的工具，令更多人能更易地使用網際網路。這個名為ｅ包容計劃（e-Inclusion）是一個牟利的商業計劃，並非慈善計劃，因為公司深信，只有是一個能在經濟上自我支持的計劃，才可以令更多的人受惠。現時正是計劃展開的早期，很難見到實質的結果。現時在印度南部及南非分別都推出了這類計劃，預期有兩類的結果。第一，惠普希望開發一些人們需要及願意購買的服務。在印度可以在網上下載政府的各種申請表格這個服務，極受人民歡迎，這個實驗如果在其他的地區都可以重複的話，那麼生意就不成問題。其次，這樣的做法就會在廣大的消費群中建立惠普的品牌，同時協助公司如學習當地的文化及建立與客戶的關係，這些都是成功經營的先決條件。 　　另一個案例亦來自印度。根據世界資源學會（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2002）的一份報告，印度一家專注於農村可 持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發展選擇（Development Alternatives）的一個經營部門TARAhaat，與其行銷部門（TARA）農村發展科技行動（Technology and Action for Rural Advancement），使用了加盟店的形式，成功地將電腦及互機網引進了農村，同時利用這些科技來賺錢，為公司及其加盟店可以繼續經營下去及賺錢。 　　TARAhaat經營模式包括了一個中心平台TARAhaat.com及一個加盟店式的農村網際網路中心，向農村的消費者傳送教育、資訊、服務及線上的推銷機會；這個網絡同時成為了大企業接觸農村消費者群的有效的管道。公司將來的服務還會包括資訊、電郵、及網路服務，而最後會提供電商務及其他的服務，TARAhaat公司的收入主要通過會員的收費及佣金。TARAhaat公司為其加盟店提供人力資源培訓，包括了財務管理、網際網路連接、經營及資訊科技培訓及市場推廣等，但由於文盲相當普遍，這個問題有待好好的克服。 　　TARAhaat要接觸到廣大的農村的消費群所需的基礎設施，包括了已經鋪設好的電話線，將加盟店連接到網際網路上去，計劃將會利用衛星傳播來將作聯繫。由於現時印度的電話系統尚相當落後，TARAhaat公司要依靠這個設施就經常遇到傳送不順暢或中斷的困擾，而用衛星聯繫或用寬頻接駁成本不低，不一定劃算，再者，電力經常中斷，供應不穩定是另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TARAhaat公司現時為加盟店提供了用柴油發電機來發電，這些設備及其維修增加了成本。 　　雖然如此，TARAhaat公司採取非常靈活的經營方式，開發不少符合客人需要的產品，同時放手讓個別的加盟店各出其謀，因應當地顧客的需要來開發產品。TARAhaat公司著力點是要在全國建立品牌，讓消費者感到他們附近的加盟店可以買到他們所需物品或服務的地方。 　　TARAhaat的開設帶來了一定的社會效益，包括農村女孩子的教育，加強了農村兒童的自信及向上心，及幫助農民獲得作物的最新市價，增加他們的獲利。 　　結語 　　商界的一些可以同時滿足商業要求及社會責任的經營，在全球扶貧工作上已經發展出一種商界的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的責任的模範。本文希望可 以展示出在全球化愈來愈深化的經營環 境之中，企業21世紀的涉利者社群（stakeholder communities）的成員，不再局限於鄰近的社區，同時包括了在遠方的社群，尤其是那些極需要援手的貧窮社群。簡言之，扶貧應是今天的重視商業倫理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注入了新的內涵。 　　據最近一份受世界銀行委託完成的報告（Washington Post, April 23, 2004），近年中國及印度（人口合共有23億）的經濟發展強勁，令兩國的貧窮人口大幅下降，對達致聯合國發展計劃中的目標，即將到2015年將在1990年生活費少於1美元的人口數目減半，推前了一步。東亞其實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其餘的地區，除了薩哈拉次大陸之外，都可以達到或接近達到目標。然而，依千禧年發展計劃的其他目標而言，成績就強差人意。而依現時的趨勢，全球要在教育、醫療衛生、食水、環境保護方面，恐怕無法依時達致完定目標。例如，計劃的第一個目標：希望在 2005年消除男女學童在中小學的人學人數差距方面，就無達到。不單如此，據估計，就算到2015年要三分之一的發展國家完成這個目標的可能性很低。對應方法之一是富有國家要增加援助，配合加強外援的效率及有效性管理。另一個方法，是積極鼓勵私營企業用它們的創意，推動對扶貧有助的商業。同時，要提供一個方便的平台，發展及加強政府與商業，商業與商業、商業與民間組織、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夥伴合作，整合各方面的資源人才及經濟，解決全球貧窮問題。 　　註釋 　　註一：本文的部分資料來自筆者在2002/　11/25－2002/12/23【香港信報】的「商業與專業倫理專欄」的文章。除了特別說明外，文中的數據以這個期間為限。 　　參考文獻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for the World’s Poor,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December, London: the UK Government. 　　Navas-Sabater, J., Andrew Dymond, Niina Juntunen, 2002,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Poor– Toward a Strategy for Universal Access, Washingt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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