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期　全球貧窮之倫理 全球貧困問題的倫理思維 李春旺 　　貧困問題的描述 　　Bob Goudzwaard and Harry de Lange（1995）指出（註一），過去四十年來的經驗，至少突顯跟全球貧困有關的五個課題：第一個，雖然發展中國家的生產量提高，但平均國民所得卻逐年降低。此乃跟外銷價格未增反減有關（註二）。第二方面，窮人的數字持續增加，從未間斷。窮人是指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這對兒童的影響更是嚴重，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會（UNICEF）估計每天有四萬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更諷刺的是，巴西是世界第四大農產品輸出國，卻是營養不良比率第六高的國家。第三點，所得差距擴大，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只有少數國家，像南韓、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是例外。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2003年人力發展報告，在196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人之所得，是最貧窮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的三十倍，到了1990年增為60倍。這就形成雙峰的社會，迫使窮人大規模被連根拔起到處流動。在1980年，一家公司最高主管的待遇是一般工人的29倍，到1992年則接近100倍。 　　第四，南半球國家的債台高漲。因為債台高築的結果，自1982年起，發展中國家付給富國及其銀行的本金和利息，遠遠高過他們從這些國家所得到的投資、貸款和發展補助的總和。據估計這個數字一年約有500億美金之多。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在1990年合計是13,500億美元，平均南半球國家每一個人欠北半球國家1,110美金。若以最貧窮國家的外債來看，總數是810億美元，平均每人欠176美元，但這些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是237美元，也就是說，他們要九個月的工資才能償付外債，形成窮國貼補富國的局面，這些國家的孩子一生出來，就沒有選擇背負巨大的債務。第五點，期望下降。以上問題並非未引起注意，也有人提出來，事實上世界性的組織通過幾個重要的宣言，也有許多用意良好的建議案被提出，要處理全球貧困的問題，但因缺少政治意願而無法付諸行動，這些方案多數都無疾而終，全球貧困的問題依然如故。 　　為什麼貧困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呢？ 　　全球貧困問題與經濟理論 　　首先，我想要探討全球貧困是否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或者也包含著倫理的議題在內。為什麼追求富裕與成長的結果，竟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情況？下面我要從經濟理論的發展來看，我要談到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兩者在全球貧困的問題上有那些可能的倫理議題值得考量。經濟學的目標是人和人的需求，這是沒錯，Econo, oikos分別是指法則和家庭，經濟學最基本的意義就是處理家計，跟管家職份有關。但我們必須問這裏所指的人是誰，只是部份的人呢？或者包含所有的人在內？還有什麼是需求？是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法的需求？ 　　我們先看古典理論。在古典主義的理論中，人類活動的目的是在追求快樂，功利主義把追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好處作為最大的善。經濟學家把可以買賣的商品看成是可以利用的“效用”，而把產生這些商品的人力及其勞苦部份看成“反效用”，因而得到結論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等於快樂的提高。這個等式在現代人眼中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不過，我們應當明白它裏面包含了幾個帶有爭議性的前題或假定（註三），其中一個是，快樂是我們可以去獲取的，而不是我們所領受的。第二個前題是快樂來自財貨和服務的生產和在市場上銷售的數量。第三個前題是，因為工作時間少表示休閒時間多，我們工作愈少我們就愈好。只要不使生產減少，少一點的工作，少雇一些人，就有好處。 　　其次，古典理論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聲稱，市場的機制可以帶來資源分配的最佳效率，因此，最好不要去干預市場的機能，換言之，這是自由市場的概念。市場在使人類進步的各方面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看不見的手，連窮人都可以在市場中追求機會，脫離貧困。因此，貨幣經濟應取代非正式的經濟。這點對我們瞭解全球貧困有極重要的關係。 　　古典理論早已在現代經濟中根深蒂固，這個來自啟蒙時代對人類進步盲目崇拜的信念，是一種機械式世界觀的反映，一個好的社會跟一部好的機器一樣，是受到自然法則的支配。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則以資本報酬的正負來看待某個投資案的好壞。 　　其實古典理論乃是支持啟蒙式自利心的倫理模式，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會使社會達到最大的總利益。既然我們聽從自利心的聲音和自由市場的支配就可以嘉惠窮人，何用去關心分配不公平性呢？古典主義使對人的關切成為多餘，事先消彌富人不安的良心。這是馬克斯對古典主義的眾多批評之一（註四）。不論如何，馬克斯和亞當斯密都認為勞動力可以產生人的福祉，這個福祉是包含在生產出來的物質貨物的豐厚之中。 　　新古典主義想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確定，以提出一個確切的看法。新古典主義者只去分析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被衡量的活動，像價格的變動、生產數量的變動、投資和經濟成長、工資等，想找出其中的法則，以得到一個客觀的陳述。他們說，只要知道人們的需要是什麼，企業家所追求的最大報酬，有怎樣的科技等等已知的因素存在，他們就能以百分之百的準確度去說明市場機能的運作，跟一個自然科學家一樣。 　　因此他們強調價值中立，不去對各種需要作出價值判斷，只關心滿足這些需要的工具的效率性。為什麼那麼看重效率？這裏豈不是有一種價值判斷在內？更重要的是它在無形中會造成一個問題，那就是，只要在市場中出現的需要，就是合法的需要，有沒有可能滿足某一群人或某個社會的需要會危害到滿足另一群人或社會的需要之能力呢？再者，因為只有具有購買力的人才能在市場上表達他們的需要，這會不會使富人永無止盡的需要合法化呢？而不是應加以節制或規限呢？因為貧困是無法在市場上表達出來的，那貧困問題就永遠無法在這個架構下來解決，它跟古典主義一樣，也只是去了解市場經濟在生產、消費、所得、和貨幣有關的事物。 　　全球貧困的倫理議題 　　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對經濟問題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我想從經濟制度或理論的倫理性來評論，下面我從兩個角度來看全球貧困的倫理議題。第一個角度是成長的迷思或進步的迷思，成長是不是解決貧困問題之道呢？第二個是關懷窮人的道德責任之基礎及作法。 　　由於評估一國的經濟生活所用的資料乃依據數量資料而來，人們普遍深信較高的成長比較好，並且若能比以前成長更多則更好；反之，若沒有成長或成長下降，就表示人在某些地方出了問題，低成長是一種停滯的徵兆。國家如此，產業亦如此。產業以降低成本等同於效率改善，只要一家公司能以較少的員工生產更多的產品，就是一家成功的公司，不管其可能的後果如何。這就成長的迷思。不過，今天政府官員和企業界領袖仍深信，透過生產的提高可以解決失業危機和貧困問題。 　　但從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歷史資料來看，這種想法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在這段期間，亮麗的成長數字並未帶來就業水準回到過去標準上，在北半球國家這段期間的失業一直居高不下，而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也顯然沒有得到任何改善的跡象，反而愈形惡化，更別談成長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危害了。我們應該從歷史學得教訓。我們目前的經濟是以進行最高可能的生產和消費為目標，之後才想到如何去彌補所造成的種種缺失，Goudzwaard and Lange（1995）稱這是一種「後關懷」（postcare）經濟（註五），其後果是產生社會無法負擔高的嚇人的費用。 　　這就使我們可以進到另一個角度來看全球貧困的倫理課題，就是關懷窮人的道德責任基礎。為什麼需要去關懷窮人，解決貧困問題呢？如果我們希望去解決貧困問題，我們應追求以他人利益為先的作法，而非以個人的自我利益為先的作法。但這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我們的思想中有一種典範的轉變（paradigm shift）。究竟誰是我的鄰舍呢？為什麼我們對鄰舍負有看顧的責任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全球貧困的問題。 　　基督教倫理學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以及最大的兩條誡命是要全心愛上帝和愛人如己作為基礎。我們是我們弟兄的看守者，我們對鄰舍的苦境負有關懷和伸出援手的責任。因此，我們可以從負責任的關懷倫理出發，去找尋一個可行的方案。我認為盟約倫理是其中一個可行的主張（註六）。 　　新古典主義的觀點，公司以追求利潤為目標，以符合法律和道德習俗為限制條件。故利潤與道德變成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John Dewey曾說，道德承諾總被視為高尚的事，而追求金錢則被看成低賤的事，這種對立看法具有毀滅性（註七）。硬是把這二者分開，只有三種選擇：對道德不聞不問、假冒為善、或去作公益活動。 　　啟蒙式自利心態也會關心別人的福利或需要，但「關懷別人」成為一種競爭武器，一種手段。「瞭解對方的立場」、「傾聽顧客或員工的心聲」、「尊重員工」等等，若不是真正從心裏作，也只是一種不成熟的利己想法而已，目的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拓張，或是因為這樣作的結果對自己有好處。這種想法被心理學家H. S. Sullivan稱之為合作的道德觀（註八）。真心關心別人，為別人設想，跟為使別人跟自己合作而去關懷別人，作法上是很難分辨，但心態上卻有天與地之差別，正像操縱別人和愛別人之間，滿足配偶的需要是因這對你有利，還是因你關心對方呢？婚姻美滿全看雙方有無這種互相有利的關係，而不是只求自己的利益。 　　啟蒙式自利心的倫理觀無法達到這種整合作用，當然，很多人引用這種倫理觀是因為他們認為若不這樣作，公司便不能存活下去，就好像在危及生命的情況中，第一要務乃是自己的生存。其實，很多公司並不是面臨存亡問題，他們之所以不願意把道德行為放在第一優先的原因，是受了這種求生倫理（survival ethic）的影響。他們用這個理由去支持不合倫理的作法，如不願調查顧客對產品缺點的抱怨，或作新的投資，害怕這樣作會使公司倒閉。 　　人最高的目的和實際的價值體系，一方面要承認個人自主權之外，也要承認自己的命運與一個更大的社群的福利和價值觀密不可分。這種把別人當作有內在價值加以看待，「自己在社群之中」的盟約倫理世界觀，跟把自己當作首位，看不見公司與別人的利益，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用巿場佔有率、銷售數量、資產大小、製造錯誤的減少數量來衡量公司的成功，而把巿場放在次要位子。盟約倫理則以別人的尺度，透過服務品質來測定成功與否：顧客滿意度、社區健康度、團隊福利。 　　若從自利模式考量，對問題會採取一種層級式的觀點：誰對公司的傷害最大？那一個人、那個群體、或那種道德觀對公司損益的貢獻最大？自利的人僅在顧客對他們有利時，看重顧客，他們僅在員工對他們有利時，看重員工。這種想法和評估模式，鼓勵對人的剝削。其實人很聰明，會看出這種情況。對貧窮問題，這種觀察豈不也是同樣適用呢？ 　　結語 　　1948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就職演說中的第四點，提到西方國家對貧困問題的責任。他認為大量的資本轉移會形成解決貧困問題的“大推手” ，協助建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基礎建設。經過半世紀多的努力，全球貧困的問題似乎沒有減緩，反而愈形惡化。現在來看，這個問題似乎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方面的問題而已。 　　但在2000年聯合國千禧年宣言中（the 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再次將在2015年之前消除全球貧困列為各國領袖共同努力的目標（註九）。這篇宣言指出造成全球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失敗的發展，它也指出四個需要加以面對的課題。可惜的是，這四個課題仍是從經濟層面出發來看待全球貧困的問題，而缺乏一種從倫理角度出發的探索造成全球貧困的真正成因。若只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從文化危機的角度（包含社會政治和宗教）來看，重新檢視驅動西方文化的生命前題或假設，我個人對全球貧困這個問題持悲觀的看法。 　　註釋 　　註一：Bob Goudzwaard and Harry de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Toward an Economy of Care With a Twelve-Step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5) 　　註二：根據The new UN report on Global Poverty, 2002, Escaping the Poverty Trap，指出在最低已開發國家中，依賴原物料出口的國家，極度貧窮的例子是最高。見http://wueconb.wustl.edu/~tchecndg/archiver/2000/1497.html 　　註三：Goudzwaard and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p.43 　　註四：請參見李春旺，資本主義經濟倫理之批判──從企業倫理與基督教倫理觀點看，2000年東海大學學術與信仰研討會。 　　註五：Goudzwaard and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p.63. 　　註六：詳見Laura L. Nash, Good Intentions Aside: A Manager‘s Guide to Resolving Ethical Problems, (Bost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註七：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48), p. I. vi. 　　註八：H. S. Sullivan,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1953)，引自Nash, Good Intentions Aside, p. 97. 　　註九：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compact among nations to end human povert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 　 回上一頁 　　友善列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