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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期　公司治理以公司治理機制規範管理者之盈餘管理行為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蔡文賢 / 聖約翰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講師郭逸真壹、前言　　自從美國Enron、Worldcom、Qwest等大企業一連串的假帳醜聞風波逐漸蔓延開來，企業經營的誠信原則受到高度質疑，一般投資人與企業內部人士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也愈形嚴重。投資人不禁要問：以高額薪酬，甚至以分紅入股的方式，所聘請的高階主管，究竟為股東作了些什麼？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契約，又出了些什麼問題？面對管理當局操縱盈餘的作為，董監事們是否克盡職守？能否仰賴會計師簽證制度為投資人守關？還是等財務消息曝光後，投資人也一起等著接受市場機制的制裁？　　於是投資人開始關心企業透明度與相關公司治理制度的課題，強調股東知的權利，並求落實股東實踐主義（陳沖，2002；葉銀華，2002）。美國布希總統亦於2002年七月簽署企業詐欺法，藉以挽救投資人信心危機。企業更不得不遵循這股公司治理的潮流，加強內部治理機制，並細心營造與外部投資人的良好關係。　　然而公司內部人士的利益真的與股東利益相一致嗎？Dechow（1996）即主張內部人士可以透過盈餘操縱行為，發射訊息給投資人，影響股價，從而獲利。Healy（1985）亦發現管理者會依照紅利計畫之內容，調整當期盈餘以追求跨期紅利最大化，因此，管理者會以自身利益為考量，進行盈餘操縱之行為，而非以追求股東財富極大化為首要目標。　　針對代理問題，Jensen & Meckling於1976年提出代理理論，主張管理者持股比愈高，有助於降低管理者與股東間的利益衝突，因此，代理成本愈低。Byrd Parrino & Pritsh（1998）進而認為管理者與股東間的利益衝突主要來自於管理者的勤奮程度低於股東預期水準；長短期利益不平衡；風險偏好程度有差異與資產利用不當四項因素。因此，提高管理者持股比率是否可有效降低管理者與股東間的利益衝突，仍有賴公司治理功能之發揮。　　首先，在董事會組成結構方面，有兩種主要爭論，一為公司領導者結構是否呈現雙軌制；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形成參與式管理，將削弱董事會之監督能力，管理者從事盈餘操縱的可能性愈高。另一為董事會持股水準之高低；當董監事持股比例愈高時，監督動機愈強烈，因此，管理者操縱盈餘之可能性隨之降低。此外，由於監督機制具有相互替代性，除了董事會對管理者監督之外，亦不可忽視機構投資人之市場監督力量與審計功能之發揮。貳、盈餘管理與管理者操縱盈餘之誘因　　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又稱為盈餘操縱（Earnings Manipulation），盈餘管理存在於管理者使用財務報表上的判斷以及建構交易事項，藉以改變財務報告，以致誤導利益相關人士對於企業經營績效之認知，抑或影響以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契約之結果（Healy & Wahlen, 1999）。Chung, Firth & Kim（2002）則定義為管理者在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範圍內，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使用來管理盈餘，這種投機性行為稱為盈餘管理。Dechow & Skinner（2000）主張探討盈餘管理，應從管理者誘因著手。管理者進行盈餘管理的誘因很多，包括公司面臨現金增資（Teoh Welch & Wong, 1998；金成隆、林修葳＆黃書楣，2000）、初次上市（Aharony, 1993；蘇慧芬，1992）、融資舉債與公司發生財務困難（DeAngelo, DeAngelo & Skinner, 1994；陳錦村＆葉雅薰，2002；林嬋娟、洪櫻芬＆薛敏正，1997）等，然而除了以上特定的公司事件，管理者亦具有一般性的誘因去平穩化盈餘，例如：實際盈餘低於預測盈餘（Kasznic, 1999；金成隆，林修葳＆黃書楣，2000）、基於工作保全（job security）因素（Fudenberg & Tirole, 1995）以及為求提高薪酬與紅利這些管理者個人意願（Healy, 1985）。因此，管理者操縱盈餘之一般性誘因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實施薪酬紅利計畫　　　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公司績效是CEO薪酬最重要的決定因素（Healy, 1985；Sloan, 1993）。Core, Holthausen & Larcker（1999）認為管理者所有權結構能解釋管理者的薪酬，當外部股東擁有至少5%的股權時，CEO薪酬是CEO所持股份的遞減函數。因此，管理者薪酬及其所有權與公司績效具有關聯性，基於自身利益，管理者具有操縱盈餘的誘因。其中，Watts & Zimmerman（1978）認為管理者調整會計政策的成本很低，以致誘因計畫是否存在並不影響會計原則之選用。然而，Hagerman & Zmijewski（1979）則不支持這樣的論點，因為會計利潤足以影響企業所面臨的競爭程度，同時公司規模、風險、資本密集度與寡佔租所引起的政治成本將迫使管理者壓低盈餘，另一方面，基於管理者薪酬誘因之盈餘分享計畫，管理者傾向拉高盈餘。　　　Healy（1985）則進而認為管理者薪酬若含盈餘基礎紅利（earnings-based bonuses）將導致管理者選用增加自身薪酬的會計決策。因為一般而言，紅利計畫往往設定紅利上下限，只有當盈餘介於紅利計畫上下限之間時，管理者才有增加盈餘的誘因。之後，Healy（1985）以1980年250家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管理者會依照紅利計畫之內容，調整當期盈餘以追求跨期紅利最大化為目標，亦即，當盈餘高於紅利計畫上限或低於下限時，將採減少盈餘之調整作法，反之，當盈餘介於紅利計畫上下限之間，則調整應計項目以增加盈餘，從而達到各期紅利總和之極大。Hagerman & Zmijewski（1979）亦認為實施誘因薪酬計畫是影響會計原則之選用因素。　　　除此之外，Hagerman & Zmijewski （1979）認為影響會計原則之選用因素，仍包括公司規模、系統風險、資本密集度與競爭強度等因素。其中，政治成本、紅利計畫、債務條款為管理當局考量會計方法選用之主要誘因（Hagerman & Zmijewski, 1979；Zmijewski & Hagerman, 1981），亦即實證結果支持會計標準設定與選擇之正向理論（the positive theory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choice）。然而Zmijewski & Hagerman（1981）的研究採用多重會計方法之測量，較Hagerman & Zmijewski（1979）所採用之單一會計方法測量效度更強。不過Zmijewski & Hagerman（1981）仍然認為採行管理者薪酬計畫，使得管理者能分享利潤，將使管理者採行增加盈餘的會計政策（income increasing policy）的機率愈高。所以實施管理者薪酬紅利計畫程度較高的公司往住比實施管理者薪酬紅利計畫程度較低的公司，管理者操縱盈餘的可能性較高。　　二、管理者持股因素　　　在現金基礎的薪酬之外，不論是否具有權益基礎的薪酬，管理者亦可能持有公司之股權。Fu（2001）認為管理者所有權會透過其對市場績效衡量指標最適權值的影響效果來影響管理者的薪酬。Fu（2001）發現CEO薪酬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且當CEO兼任董事長或董事時，薪酬將更高。再者，當管理者所有權較低時，管理者薪酬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反之，當管理者所有權較高時，市場績效指標的係數下降，甚而為負。因此，除了薪酬以外，管理者所有權亦會影響公司財務決策，進而影響公司價值。Harvey & Shrieves（2001）即認為誘因薪酬與CEO股票所有權呈負相關，概因CEO已擁有公司部份股權，誘因薪酬制度反而是多餘的。Warfield, Wild & Wild（1995）也發現管理者所有權對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使用有顯著相關性。因此，管理者持股比率較低的公司通常操縱盈餘的可能性較高。　　三、管理者異動因素　　　維護管理者職位安全亦為管理者操縱盈餘之誘因。Gilson（1989）主張經理人在公司面臨財務困難時，將導致名譽受損、薪酬降低與職位異動等損失。Weisbach（1988）亦認為公司盈餘下降，將導致董事會更換管理者。因此，經理人有可能操縱盈餘，以掩飾公司財務困境，以避免遭受撤換。吾人可預期董事會更換管理者的機會愈高的公司，其管理者愈有可能操縱盈餘。然而會計績效是否能適切反應管理者的努力程度，Sloan（1993）持肯定的答案，因為會計績效能免於市場波動對管理者績效的影響，市場因素往往超出管理者所能掌控的範圍。然而，另一方面，相對市場報酬而言，管理者對會計政策的調整能力往往較於對股價的影響能力為高。只不過管理者利用應計項目進行跨期盈餘轉換的能力是有限制的（Chung, Firth & Kim, 2002）。參、公司治理制度對盈餘管理行為之規範　　管理者利用應計項目進行跨期盈餘轉換的能力受限於公司治理制度的規範。然而各種公司治理制度間具有替代性。董事會監督、機構投資人之市場監督力量與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功能為主要相互替代之治理機制（John & Senbet, 1998；Mehran, 1995；Datar, Felthan & Hughes, 1991）。　　一、透過董事會監督　　　在董事會監督能力方面，主要有兩派爭論，一派為利益收斂假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主張內部人士所有權愈集中，則管理者的特權消費將由自身承擔的損失比例將愈大，因此，管理者會避免行使企業價值有所損失之行為；另一方面，若股權集中於大股東之手，則大股東將有較大之誘因執行監督管理階層之責，是故此派主張股權愈集中，對企業價值愈有正面提昇作用（Jensen & Meckling, 1976）。自我鞏固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則認為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會基於保護本身職位之利益原則，反對有利於股東的接管行為或股權收購，因此，主張股權越集中，將有損企業價值（Morck, Shleifer & Vishny, 1988）。　　　董事會成員持股比較高，表示股權集中於大股東之手。因此，Hill & Snell（1989）認為所有權結構會透過多角化策略、研究發展支出與資本密集度，這些中介變數直接與間接影響公司生產力，因此，董事會為組織內部之主要監督力量。所以吾人可以發現董事會成員持股比率較高的公司，管理者操縱盈餘的可能性往往較低。　　二、透過審計功能之發揮　　　會計師事務所為維持聲譽，維護良好之審計品質，便積極進行會計查核之工作，並避免放任管理當局操縱盈餘之行為。DeAngelo, DeAngelo & Skinner（1994）認為較大的事務所具備較高的審計品質，有較低誘因去妥協其標準。市場也預期較高的審計品質，扮演更好的監督角色，從而減輕來自低管理者所有權的負向資訊效果（information-usefulness effects）。Warfield, Wild & Wild（1995）實證發現具有較低管理者所有權的公司，預期伴隨著較差的盈餘資訊度與較高的權衡性應計項目，然而較高品質的會計師事務所能改善盈餘品質，且此改善程度在高代理成本，即低管理者所有權的公司，將顯得更大。Gul, Lynn & Tsui（2002）的研究也認為較高審計品質能降低內部人士操縱盈餘的誘因，同時，藉由會計事務所的選擇能減輕管理者所有權較低時所產生的代理成本。許多實證研究發現會計師選擇具有代理成本的解釋意涵（Gul, Lynn & Tsui, 2002）。亦即較高的審計品質，監督功能愈佳，管理者操縱盈餘的可能性也因此愈低。　　三、透過機構投資人之市場監督力量　　　投資機構擁有較多資源、能力、機會與誘因去監督與影響管理者的決策。Mehran（1995）發現大股東持股是管理者誘因薪酬計畫的替代機制，外部大股東持股比與權益基礎薪酬呈顯著正相關。大型機構投資人在管理者有誘因操縱盈餘時，能破壞管理者進行盈餘管理的行動，限制管理者自利的行為（Shleifer & Vishny, 1986；McConnell & Servaes, 1990；Chung, Firth & Kim, 2002）。同時，若大股東改進對管理者行為的監督，則可減少管理者激勵計畫，Shleifer & Vishny（1986）認為搭便車的問題（free-rider problem）可因為大股東的存在而加以克服。因此，機構投資人的監督能力是整體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的函數。若持股比愈高，市場性愈差，則投資期間將愈長（Maug, 1998），且機構投資人愈在意企業的潛在獲利性（McConnelln & Servaes, 1990），因而減少盈餘管理的誘因（Bushee, 1998）。因此，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愈高，管理者操縱盈餘的可能性愈低。肆、結論　　國內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餘管理行為，且管理者薪酬具備盈餘基礎紅利將迫使管理者採取增加自身薪酬的會計決策，亦即實施管理者薪酬紅利計畫程度愈高的公司，管理者操縱盈餘的可能性愈高。然而管理者所有權對公司盈餘管理程度亦可能有所影響，若加入管理者對於職位保全之考量，總經理持股率愈高的公司往往操縱盈餘之程度愈低，同時董事會更換管理者的機會愈高的公司，管理者愈有可能操縱盈餘，亦即除了薪酬誘因與持股因素之外，管理者亦為維護職位安全而進行盈餘操縱。這隱含如此的管理意涵，當管理者薪酬都是與經營績效無關的薪資，則管理者將面臨和債權人相當的風險，在企業績效較佳時，管理者薪酬不會因而提高，但是企業經營績效不佳時，也只有管理者職位有所異動或企業發生財務困難時，管理者才會損失自身利益。　　基於以上之管理者對於自身利益之盈餘管理行為，內外部治理功能是否能有效發揮，則益顯重要。然而就內部治理機制有效性而言，董事會成員持股比率愈低，則管理者愈有操縱盈餘之空間，投資大眾不得不注意。再者，投資人宜仔細評估董事會更動會計師事務所的背後真正原因，因為會計師事務所有所異動的公司，往往具有較高的盈餘管理程度。最後，就機構法人投資者所扮演的外部治理功能而言，通常可發現大型機構投資人在管理者有誘因操縱盈餘時，可以透過調整持股部位的動作，有效監督管理者之自利行為，進而破壞管理者進行盈餘管理之行動，因此投資人可以參考機構法人之投資行為，藉以避免投資頻頻進行盈餘操縱的公司。伍、參考文獻　　金成隆，林修葳，黃書楣，2000。國內現金增資企業盈餘管理之實證研究，中山管理評論，第八卷第四期，709-744。　　林嬋娟，洪櫻芬，薛敏正，1997。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理實證研究，管理學報，第十四卷第一期，15-38。　　陳沖，2002。公司治理評量與機構投資者，國科會管理學門𣇈論壇──公司治理與台灣競爭力研討會，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與輔仁大學。　　陳錦村，葉雅薰，2002。公司改組、監督機制與盈餘管理之研究，會計評論，第34期，1-29。　　葉銀華，2002。從台灣上市公司網站資訊揭露看透明度，會計研究月刊，第200期，70-77。　　蘇慧芬，1992。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後年度盈餘窗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Aha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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