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傳韜校長時期：1982年-1990年

文／編輯部

大興土木建設　創新學研

一九八二年七月，李新民校長任期屆滿，由余傳韜接任校長至一九九○年余氏辭職，共八年。八○年代，臺灣面臨中美斷交與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轉而發展耗能少、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的科技產業，經濟走向自由化與國際化。此時期需要大量經建管理與高科技人才，故對國立大學之發展，以研究所教育為主，優先設立博士班（見表1）。

表1：中大1982～1990年院系成立

因應系所增設需求，中大在余氏指導下，規模化大興土木，為保留校園中心綠地，開始向校區北端（即今男九舍至中大湖一帶）及西側（即今依仁堂至太空與遙測中心一帶）的相思林雜草區開發。因西側校地狹長又有缺口不利建設，遂於一九八三、八五年分批購入西側相鄰土地六甲餘，使校地增加到六十甲餘。這段期間興建許多高樓，包含學生宿舍、運動場地與環校公路（見表2）等，讓中大教職員工生，有更完善的校園生活。

表2：中大1982～1990年興建館舍一覽表

人類在步入二十世紀以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分工愈漸精細，雖大幅提昇了生活品質，但在各自發展欠缺整體溝通的情況下，人際關係愈漸疏離。學術研究方面，各學門亦趨專門化及分殊化，對國家社會整體的均衡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歐美國家早在一九四○年代即對此有所警覺，開始強調「科際整合」，我國自一九八○年代起，各界相關呼籲漸起 。一九八四年起，政府推行科際整合政策，鼓勵大學與企業界合作，中大陸續設立太空及遙測中心、環境工程研究中心及光電科學研究中心等校級研究中心（見表3），冀望透過研究中心的設置整合校內師資與設備，提升研究水準，並向國科會與業界申請經費，將理論研究落實到應用層面，為日後中大特色領域奠基，也為學校開闢新財源。

表3：中大1984～1987年校級研究中心成立一覽表

一九八六年，理學院提出「理學院大一不分系」教學計畫，率先由物理、地球物理、大氣物理三系進行一、二年級不分系，三年級才自由選系之教育實驗，意在解決大學聯考「一試定終身」所帶來的弊端，避免大一新生選填到興趣不符的科系。在原規劃裡，此法若是可行，中大將整合此三系為物理科學系，並於原三系之學程之外，增設化學、生命科學、太空科學及光電科學等學科，同時籌設上述四學科之研究所。

適逢教育部推行科際整合，於是同意中大在一九八八年以「物理與地球科學系」參加大學聯招，進行一、二年級不分系實驗。及後，此一作法卻因下列因素而宣告終止：其一，三科系學門涵蓋太廣，核心課程未能達成共識，師資設備無法配合學生彈性選擇，導致系務運作困難。其次，因新生不分系，使得大三以上學生未能明確落實學弟妹制度，導致新生無所歸屬，紛紛轉系。為解決上述問題，師生、系務、院務及校務會議裡曾多次討論，聘請校外專家評估討論後，建議回歸原來的分系招生。一九九○年物理地球科學系終究恢復三系分別招生，地球物理學系更名為地球科學系，大氣物理系更名為大氣科學系。

〈大學法〉二○○五年修正條文，開放大學不用新增系所，透過整合既有系、所、院的課程，開設頒發學士或碩士文憑的「學位學程」，讓大學不受新設系所辦法的限制，得因應時代需求，設立各種學位學程，讓課程安排更具彈性 。嗣後，「不分系」招生成為大學的趨勢之一。而中大早在一九八六年遂推出類似之舉，雖未成功，對教育之遠見由此可觀。

研究生增幅大　組織變革因應

一九八○年代，為因應政府著重科技發展的走向，高等教育莫不重視高級人才培育，大量增加研究生人數。中大因而新設六個研究所，並有七個研究所增設博士班（見表2-10），校方大幅調整行政單位，包括圖書館改組，教務處增設研究教學組，共同科改隸文學院，電子計算中心改為一級單位等等。

在校務運作上，變革與影響深鉅者有三，其一為擴大經費稽核委員會職權，其二為設立研究發展委員會，其三為校務會議成員異動。

早期的經費稽核委員會代表，僅能明暸學校經費運用之情形；改革後，委員會代表可以對學校經費使用情形進行稽核（一九八二年），並參與學校預算編列（一九八三年）；其功能由早期僅能對學校提請建議，轉為委員會開會時有權查閱與經費支用相關檔案，包括各種帳冊、請購單（簽呈），招標（議價）記錄、合約書、驗收單，支付憑證印領清冊等等（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七年，設立研究發展委員會，負責規畫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審議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建教合作專案之執行成效，制訂校內單位辦理技術服務、在職進修、學術研討會等規章辦法，管理專題研究、建教合作、及對外服務等管理費之分配及使用等，對校務發展影響甚深。至一九八九年，更名為研究事務委員會，不再擔負規劃學校中長程發展之責任。

一九八○年代後期，正值社會解嚴，學運興起，衝擊舊有體制，中大校務運作受其影響，在一九九○年校務會議中增加講師、助教、職員、工友代表、研究生及大學生代表列席。此時，新制度尚未建立，舊體制已受撼動，主事者的權力漸失，抗爭、衝突、變革頓成時代背景。

臺灣在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間實行戒嚴 ，一九八○年代受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 影響，國內開始出現解嚴訴求。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 率先宣佈成立，政府順勢於一九八七年宣佈解嚴，並陸續開放黨禁與報禁。

然而，社會追求自由開放與民主的風氣，並未同步擴散至校園 。故自一九八六年起，學生運動開始出現在各大學院校，又以成立學生政府（如學生會等）及爭取校園言論自由為普遍目標。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大校園出現《怒濤》刊物，發刊詞上表明以「理性批評才是校園進步的動力，真誠關懷方能落實改革的根基」為其基本主張，目的是「將政黨勢力及教育官僚逐出校園；……達到校園民主、學生自治、教授治校的要求」。《怒濤》公開指責學校行政措施，並挑戰學校對學生刊物的審稿制，在中大掀起學運開端。

學校為因應《怒濤》的指控，一方面透過〈中大校訊〉說明澄清，以免謠言充斥校園；另一方面增加與學生溝通的管道 。一九八八年六月，《怒濤》成員何東洪、夏樂祥等十八人赴教育部陳情，要求教育部長毛高文不要續聘余傳韜校長。隨後，余校長成立「溝通小組」加強校內溝通；十一月訓導處發行〈訓導通訊〉強調有問必答，以化解學校與學生間的隔閡；一九八九年二月，校方推出言論廣場、意見牆，並訂定學生公開發表言論的規則；在學生自治的理念下，協助學生訂定〈學生活動中心大會章程〉、學生宿舍自治管理；而過去規定全校參與的越野賽，也打破過二十年來的傳統，改由學生自由報名參加。一九八九年底，中大在校務會議中增列職員、工友、學生、新聞性社團代表席次 ，校園民主的理念已被多數教師所認同；同一時期，下學年度的學生會因諸多因素，無人參選正、副總幹事，最後依其組織規程規定而解散。

《怒濤》發刊號題詞。（來源／翻拍自余傳韜《陣痛的年代》，頁138）

一九八七年《怒濤》出現，伴以黑函，挑戰威權體制，余傳韜將行政措施透明化，試圖與學生溝通說明，然而校務推動已受學運影響。在激情抗爭的時代背景下，余傳韜於一九九○年辭去校長職務，而學運波瀾動盪，如野火蔓燒。

參考資料：
（1）中大六十週年校慶籌備會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國立中央大學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1975年）
（2）七十週年特刊委員會編，《中央大學七十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1985年）。
（3）中大八十年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中大八十年》校慶特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1995年）。
（4）吳振漢主編，《國立中央大學簡史1902-199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1998年）。
（5）中大數位校史網http://sec.ncu.edu.tw/ncudhis/
（6）朱延祥、謝玉連主編，《飛越：劉兆漢校長與中央大學》（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08年）。
（7）丁亞傑主編，《突破：劉全生校長與中央大學》（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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