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第五次南巡，浙江人金德輿進獻了百幅《太平歡樂圖》。這套冊頁以人物表現來描繪浙江地區的物產風俗，以呈現乾隆治下的「熙皞之象」。歷史學家推崇其中對市井生活的描寫；藝術史學者則指出其自城市風俗圖萃取百業所傳達的政治意涵。然而，為什麼百業的描畫可以成為盛世的象徵？和其他亦描寫各色行業，而現今泛以「風俗畫」概括的明清作品有何異同？究竟金德輿所建構的「熙皞之象」為何？反映的是什麼樣的立場？其進獻策略的成敗與否彰顯什麼樣的意義？透過分析其南巡進呈的製作脈絡，以及和其他相關圖繪的比較，本文論述《太平歡樂圖》曲折的製作、進獻收受與所建構的「熙皞之象」，和金德輿個人、其交游圈、浙江地方、乃至帝國中心和邊陲都不無關係。進而從此個案的比較和分析，探討泛稱在所謂明清「風俗畫」之內圖繪的差別與意義。